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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幻片的类型演变及特征

以往的研究中，玄幻的内涵从香港黄易《月魔》提出“玄幻小说”一词，即指向“集玄学、科学和文学于一身的新的小说品种”［1］。继而，玄幻小说的传播为玄幻片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石，比如“鬼吹灯”系列被相继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漫画、游戏、舞台剧等。同时，由于《指环王》《阿凡达》等影片的奇观幻景被纳入奇幻片的研究，进而，玄幻片被当作21世纪以来类型电影发展的新样态，并行于科幻、魔幻、奇幻等类型的研究之列。

然而，细究中国文学史和影视史，不难发现玄幻片的存在并非一时兴起，也不应只着眼于当下展开研究。玄幻片有其独特的生存脉络，和中国本土的神话小说、神仙观念、道教文化及演变均有密切关联。玄幻片于中国电影诞生之初便萌芽发展，也成为一种类型现象。然而，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由于政治、文化、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对玄幻片概念及特征的解读不完全一致。从历史上看，玄幻片前身属神怪片。但神怪片在1932年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消失于电影世界中。因而，伴随“玄幻小说”兴起的玄幻片给人以“新”的感觉，被误读为一种新的类型。实际上，玄幻片是具有中国文化渊源的类型，是中国电影类型发展中最具历史感的，因此对它的关注应置于武侠片研究之列。

一、“玄幻”溯源

玄幻片是能被溯源的一种电影类型，既可以从中国早期电影中找到其前身，也可以从文学作品、传统文化中追溯其来源。中国古代的神话小说、玄怪志异与唐宋明清的笔记小说等，都赋予玄幻片一脉相承的精神传统；而本土的道教文化以及传自西域的幻术均是玄幻片历史演进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子。“玄幻”在中国文化中，和神仙、妖魔及宗教精神密切相关，因而，对玄幻片的研究，应始于文学作品中的神怪形象。

（一）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神怪形象

“《山海经》是公认的年代比较古远、比较接近原始状态的史料，记载了十一种兽族、六种羽禽共计二十二种怪物。”［2］“《山海经》里那些比较粗陋难懂和闳诞奇怪的东西，正是保留下来的原始社会的记录。”［3］这本古籍里记载的夸父、女娲、精卫、大禹等形象，或身形怪异、或神通广大，远非凡人所能企及。故而，“《山海经》中的精怪是神魔小说中妖魔的原型”［4］。

神魔小说这个概念，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明之神魔小说》中首次提出的，“他将表现神魔斗法的作品称为神魔小说，认为神魔小说才是真正的道教文学”［4］。因此，六朝之后的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唐朝小说《离魂记》《菩萨蛮》及明清小说《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实际上都是沿着神魔小说的脉络持续发展。“志怪”之意亦在于神鬼怪异之事。因而，鲁迅先生定义的“魔”即是“怪”“妖”。从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看，中国的“魔”并非具有“魔法”“魔力”的魔，而是“妖魔”的“魔”，因此和“怪”“妖”同类。神、魔（妖）两类形象成为特定文学类型中的公式化存在，被大量记载于同一种类型的作品中。

但这些神、魔（妖）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从神仙形象的演变来看，先秦时期的神仙多为远离人间的虚幻神灵，并且遗留着古代先民敬天崇祖的原始宗教痕迹，如黄帝、玄女、西王母、雷公、雨师等。他们大多是汉族的祖先神、原始宗教祭祀和崇拜的对象、古代巫史和传说中的人物。而秦汉以来的神仙则多由历史上实有的古代贤哲和著名方士构成，如老子、墨子、东方朔、淮南子、八公等。”［5］由此，“仙人”演变成了“凡人”，“凡人”亦能成为“仙人”。这种神仙观念的转变，是社会文化演进的必然结果，构成了神、魔（妖）、人三界共存的局面，促进了神魔小说的多重变化和发展，也恰好印证了当今影视作品中人妖（魔）、人神共存的虚幻世界，具有精神观念脉络的一致性。

“神魔小说中的人物，一部分源自道教仙真，如《飞剑记》中的吕洞宾、《韩湘子全传》中的韩湘；一部分虽然是不知名的道教神仙，但大量借用了神仙体系的传授关系，人物明确具有道教血统，如《封神演义》将姜子牙写成道教尊神元始天尊的弟子、《西游记》将孙悟空写成天界谪仙等。”［4］所以，神和魔（妖怪）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妖皆可成仙也顺应了道教“一切皆可成仙”的思想。“早期的神仙故事中的神仙形象大都是道教教义的象征和道教修仙观念的示范。从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形象被刻意抽象化、非人化了。”［6］所以早期的神仙有授道者的身份，如神仙广成子。但是，“从秦汉开始，神仙是因灵魂不死观念逐渐具体化而产生出来的想象或半想象人物，逐渐成为方士手中兜售巫术道法和蛊惑吸引道教教徒的王牌”［5］，以及“原有的道教色彩被削弱，借助神仙形象的虚幻色彩，装扮超越世俗的理想人格精神境界”［5］，均证明了神仙思想在演变中和道教以及玄学的纠葛。“道教神仙形象人性化的演变过程，和道教的入世特征的强化以及世俗化的发展趋势密不可分。”［6］因而，今天在论及玄幻类型时，应将其视作一种跟玄学、幻术、神仙思想、道教等中国文化有关联的因时代而生的历史演变物；在科幻、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