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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幻小说中的时代伦理嬗变

作为当代最具流行度的网络类型文学，玄幻小说体现出典型的时代文化症候。它不仅以网络文学特有的“爽文取向”，显现了与消费主义时代个体精神的关联；且其书写模式显现出了对当代社会的某种象征性表述，从而成为透析时代精神的典型文化材料。

一、欲望书写：消费主义的弥合机制

在西方思想家对于消费社会的分析中，“欲望”的建构被视为消费社会的核心要素：只有个人本身充满了对于消费物永无餍足的渴望，消费社会才能充满了永不枯竭的动力，而在所有的欲望当中，肉身欲望又居于核心的地位。丹尼尔·贝尔敏锐体察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消费文化的兴起，他看到了彼时的美国充斥着“关心戏耍、娱乐、炫耀和快感”的享乐主义文化，而在这其中性欲又是最为核心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性欲高潮崇拜取代了财富崇拜，成为美国生活的基本欲望。”[1]与丹尼尔·贝尔看到的早期消费社会对于欲望的直接体验不同，在从列斐伏尔走向鲍德里亚的后现代转向中，思想家们看到了消费物的符号机制。鲍德里亚强调对于个体身份的差异性表征是符号消费的深刻动力，尽管如此，鲍德里亚看到，身体依然作为最美的消费品而呈现：“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CORPS）”。[2]而在更具社会学气质的齐格蒙特·鲍曼看来，当代消费主义已经将相对固定的需要转化为符合当代文化语境的流动多变的欲望：“据说，消费者行为的精髓，不再是一组可测量的具有明显特征的需要，而是欲望这一比需要短暂多变、难以捉摸、变幻莫测得多，而且重要的是比需要更无所指的实体，一个不需要其他证明和理由的自我遗忘、自我驱动的动机。”[3]比之鲍德里亚所强调的作为消费对象的身体，鲍曼建构了一个随时准备进行体验和感官满足的作为主体的身体，而这种流动多变的、充满主动性的身体自然引发了身体和性爱伦理的深刻变化。

在中国语境中，与消费主义这一特质相对应，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剧和消费主义精神的逐渐浸染，对于性———欲望的表达和呈现逐渐成为文学书写中的一大主题，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欲望书写”的文学脉络。贾平凹别具一格的“作家删节版”《废都》，昭示着知识分子的在精神沦落的消费主义语境中建构着“欲望”这一若隐若现的中心能指。而在日常生活写作、中产阶层书写以及女性主义书写等文学风潮中，对于身体和欲望的表现则更为直露。日常生活写作发现了从生活的烦乱当中（《一地鸡毛》）走向感官享受的兴奋与快乐的历史路径（《我爱美元》《尽情狂欢》）。中产阶层书写则大胆挖掘了消费时代的全新性爱伦理，在《上海宝贝》中，CoCo将肉身欲望与恋物癖（消费狂热）相结合，表明消费时代占据优势的“中产阶层”已经成为新的欲望主体。而在女性主义书写中，对于女性身体和欲望的自我觉醒虽然具有高度的女性主体性呈现，但并未能摆脱那个窥视的男权视野，从而使得女性的自我书写本身也带有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暧昧。

整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写作中，对于身体和欲望的表达占据了极其显著的地位，故而孟繁华老师总结说：“进入90年代之后，当大众文化中的色情、暴力叙事逐渐转向历史和民间奇观之后，而恰恰在‘严肃文学或‘高雅文学中，大众文化的主要能指得到了空前的使用。”[4]在这里，纯文学对于身体与欲望的表现是作为一种伦理探索而出现的，尽管这种对于身体和欲望的表现被大众消费和猎奇的目光所审视，但始终保持了自身在价值上的严肃性。从历史视野上来看，90年代的“欲望书写”呈现的正是将身体———欲望建构为严肃的伦理叙事与难以避免的消费主义取向之间的复杂绞缠。如果将这一时期的欲望书写置于历史当中，它的文化内涵更显清晰：比之80年代人性论语境中张贤亮、王小波、刘恒对于身体———欲望充满伦理合法性和意义感的书写（张贤亮将女性身体上升为一种大地母亲般的神圣性救赎机制，而刘恒将其展现为人性的本能需求），90年代的欲望书写正如中国的时代语境一样，摇摆在深刻的伦理焦虑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精神暧昧之间。

而在新世纪之后，虽然“欲望书写”在纯文学当中依然得到延续和呈现，但网络语境中的欲望话语事实上更具文化影响力和轰动效应。这不仅是因为网络文学建构了一个更具个体表达意识的自由空间，构成了对于主流文化平台与言说空间的某种突破；更加因为伴随着书写主体的变化，严肃的伦理考量日渐退场，对于身体———欲望的消费主义式沉迷开始直接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之中。木子美的《遗情书》构成了典型的文化事件，比之《上海宝贝》将身体欲望与消费符号和后殖民叙事混搭而带来的暧昧叙事效果，《遗情书》以一种简单直露的态度将私密的性爱经验暴露在公众之前，不仅契合了消费时代“谋杀眼球”的吸引力效应，其背后还有一种“个体化伦理”的支撑：即将身体———欲望书写变成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