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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搜神记》女性形象价值

作为六朝志怪小说的经典之作，《搜神记》成功塑造了一批风采各异的女性形象，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人物长廊，这些形象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对后世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同时，这些女性形象蕴涵着丰厚的历史时代信息以及作家对人性的探寻，因而也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即便在当今社会，这些女性形象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搜神记》女性形象的文学价值

（一）情感自由的女性形象

身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性的情感要求受到诸多限制，在古典小说中，大多片面刻画女性对情感的忠贞不渝，一旦变心，便以不守妇道加以批判。干宝在《蒋侯与吴望子》中，塑造了一个从恋爱开始到结束都颇为自由的女性形象——吴望子。神人蒋侯对吴望子一见钟情，主动邀请她同船，被望子拒绝后又在庙里焦急等待望子的出现。蒋侯的执着追求，慢慢打动了望子。望子并没有因为爱情而失去自我，也不因蒋侯神的厚爱与各种利益而勉强自己的感情：“经三年，望子忽生外意”，当她的情感发生变化后，蒋侯“便绝往来”，没有任何纠缠。

吴望子只是平凡女子，蒋侯却是神人，两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对等。在以往的爱情故事中，身份低微的女子在感情中往往处于弱势，出现情感变故时，大都无力自保。如《断头语》中的女子，刚开始与太守相好并订下婚约，因未履行婚约而被太守一怒之下杀害，头葬于火海，下场凄惨。《蒋侯与吴望子》中的两性自由恋爱，却闪现着现代色彩的平权思想。蒋侯追求望子没有强迫，尽管知道他是神，望子也没有勉强自己接受他的爱；尽管体验到与神人恋爱的诸多好处，然而当爱情消失，她快刀斩乱麻，毅然离去。从“神便绝往来”可见，蒋侯也没有挽留或报复，望子的爱情来和去都是如此自由。纵观古典小说中的凡人女性形象，虽然数量可观，但像吴望子这样的情感“自由”的女性形象却非常稀少。《搜神记》没有受到男权中心文化的叙事传统影响，叙事者对女子的情变毫无微词，这种自然平和的叙事态度也颇为罕见，干宝塑造的吴望子这位情感自由的女性形象，在中国小说史上十分珍贵。

（二）早期“女性主义者”形象

“女性主义”也译作“女权主义”［2］2，是一个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和动机，针对女性不平等而言的社会理论和政治运动。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但可以归结为，女性是受压迫、受歧视的。女权运动最早出现在法国，传到英美后才逐渐壮大起来，五四时期传到中国。其实，早在魏晋时期，女性便开始觉醒并尝试抗争，出现了因不堪被压迫和奴役而奋起抗争的早期女性主义者，如《搜神记·丁姑祠》中的丁姑。丁姑是丹阳丁氏之女，也是位可怜的女子：“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最后，她不堪婆婆虐待自杀身亡，其遭遇令人同情。死后的丁姑拥有了法力，但她并没有惩罚自己的婆婆，而是关注广大女性被压迫的现实处境。她通过巫师之口表达妇女的心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做事。”她还把自己的忌辰定为“息日”，即妇女的节日，可以歇息一天。尽管丁姑拼尽全力只为女性争得了一天的休息权，却展现了魏晋时期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

尽管凭丁姑一人之力，难以扭转女性群体受压迫和虐待的现实，但是她的努力表明，女性已经开始觉醒并反抗。这一形象具有早期女性主义者的革命性与先进性，也是干宝《搜神记》做出的巨大贡献。今天女性所获得的一切都是由无数如丁姑一般的女性主义先驱者的艰苦奋斗，甚至牺牲换来的。

（三）女侠形象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记载侠客的相关文献，司马迁最早为侠客树碑立传，他把侠客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3］3181

六朝时期，南北长期对峙，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百姓自然渴望救世英雄的出现。干宝在《搜神记》中塑造了一批正气凛然的侠客形象，如卷十九《李寄斩蛇》中的少女李寄。李寄出身于穷苦人家，她的家乡“东越闽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经常伤人，郡县长官和当地百姓都一筹莫展。无奈之下，每年八月都要祭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以求暂时的安宁。在寻找少女而不得的情况下，李寄主动应募，表现了勇敢无畏的献身精神。“寄自潜行，不可禁止”，她不听父母劝阻，没有丝毫恐惧和犹豫，独自一人带着一把剑、一条义犬便无反顾地出发了。在“穴口除蛇”的时候，她沉着冷静，表现出非凡的英雄气概，凭着机智和勇敢，成功斩杀了大蛇，为百姓除去了祸害。

李寄有着过人的胆识，智勇兼备的素质，勇于牺牲的侠义精神［4］116。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为民除害的精神，秉承了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说的“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3］3318的游侠特征。“先秦两汉的侠士皆为清一色的男性”［5］169，李寄很可能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