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中婚恋故事的社会文化解读.docVIP

《搜神记》中婚恋故事的社会文化解读

《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其中婚恋故事格外引人关注。这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心态，也有干宝主观创作意图的呈现。以《搜神记》中的婚恋故事为考察中心，对其中女性、男性形象作深入解读，对干宝的创作意旨深入发掘，可以从新的视角更接近真实地认知魏晋时代的人间百态、社会风尚与思想观念。

《搜神记》；婚恋故事；干宝；社会文化

据李剑国先生的考证，《搜神记》的创作当始于东晋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317年)，干宝以著作郎的身份修国史《晋纪》，直至咸康二年(336年)去世[1]282。干宝身仕两晋，又做了20年充分准备，《搜神记》自当包罗万象，内容充实，底蕴丰厚。李时人先生曾指出：“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在小说中得到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可以说是用美学方法写成的历史——风俗史和心灵史。”[2]145作为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展现了一个多彩的世界，涉及情感与婚姻的故事近40篇，这些故事格外动人。其中，男女主人公或为人、或为神、或为鬼、或为妖，组合成光怪陆离的世界。

干宝自述《搜神记》的创作动机是“发明道之不诬”，并以史书的方式加以实录、整理[3]2151。因此，《搜神记》中的故事虽然有民间想象的传统，但也有干宝的主观创作意图，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社会文化心理的投影。将《搜神记》中的这些婚恋故事置于魏晋文化的大背景下，不难看出，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发生的故事、展现的情感、纠结的矛盾，正是魏晋大变革、大动荡时代世风、人情的体现。通过对这些人物身上时代内涵及其局限性的深入探究，可以窥见魏晋时代的社会文化心态，对《搜神记》编撰者干宝的创作心态也能有所探知。

一、女性自主意识的萌发

东汉末年，随着经学的衰微，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受到了极大冲击。受其影响，人的主体意识更加自觉，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魏晋以来的世风人情，更进一步表现为人们蔑视礼法，顺乎自然，适情任性。《搜神记》婚恋故事中，女性形象格外生动，正在于这些女性多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个性特点与传奇色彩。这些女性自觉地追求理想爱情与婚姻，在家庭与社会中展现才能与见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女性的精神风貌。

在一系列婚恋故事中，女主人公不管是现实女性、女神、女鬼还是女妖，在理想爱情和婚姻的追求中，常常表现出主动的姿态，这正是时代自由开放的风气中结出的花朵。以卷三《弦超》中的神女知琼为例。神女知琼以梦的方式向弦超交待自己的身份，而后知琼下凡来寻弦超，两人维系七八年的夫妻关系。甚至弦超娶亲后,知琼也是“分夕而寝,夜来晨去”[4]17。然而，弦超泄露了神女的秘密,使得知琼非离开不可。于是知琼赠物、赠诗后，与弦超挥泪而别。五年后，弦超与知琼再次相见，感怀于弦超的痴情，知琼与之重修旧好。在整段关系中，知琼是主导者，结缘、断交、再续前缘，均是以知琼的意志为转移。这种主动，在人与妖的婚恋故事里，更为大胆和直白，阿紫、鼍妇、猪臂金铃等无不如此。狐魅阿紫多次主动招引王灵孝，“暮辄与共还其家”“乐无比也”；鼍妇则是“自乘小船来投福”“遂入就福船寝”[4]223-225。民间故事中，异类女性在性爱上表现出主动积极的态度，无疑与当时民间礼教的松弛、女性在婚恋关系中自主意识的萌发有极大关系。还有一类故事较为特殊：在违背了女主人公意愿的婚恋关系中，她们通常表现出不顺从与反抗。卷十四《毛衣女》中，神女因衣服被人间男子窃取而无法回到仙界，被迫嫁给人间男子并育有三女。但在找到衣服之后，神女对这种违背意愿的婚姻毫不留恋，立即离去。卷十六《紫玉》更是情调凄婉的爱情悲剧。吴王夫差之女紫玉因不得如愿嫁心仪男子，郁结而亡。三年后，韩重归来，已经为鬼的紫玉不再受礼法约束，终于破墓而出，与韩重完成了夫妻之礼。在《搜神记》婚恋故事中，女性对理想爱情与婚姻的追求，成为这些故事的主旋律。这些女性在婚恋关系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正是这个时代重自由意识、重个性彰显的呈现。

传统女性在封建社会总是依附于男子而生存，然而，《搜神记》中的女性除了寻求爱情婚姻关系中的主动地位外，也在家庭和社会中寻求独立、平等与尊重。卷十一《邓元义妻更嫁》中，邓元义妻不堪婆婆虐待，被休后另嫁。对于自己离婚另嫁一事，她坚信自己没有过错。当儿子不理解时，她毅然与儿子断绝往来。邓元义妻对自己改嫁的认识，及其改嫁后的自尊自爱，体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卷十六《苏娥》中，守寡的苏娥由于无父母兄弟，就与婢女一同经商以维持生计。虽然最终苏娥不幸被杀，但她也表明女性在婚姻中可以独撑门户。卷十九《李寄》中，李寄主动要求献祭于蛇，实则为了代替男孩为父母分忧。当她斩蛇后，在洞中发现九年来献祭的女子遗骸，感慨这些女子的“怯弱”导致了不幸的结局。而李寄有勇有谋，凭一己之力，保护乡亲，也为自己赢得姻缘，为家人赢得荣耀。以上这些女性，不再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