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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神记》中的民间叙事研究

随着叙事学研究的深入，民间叙事逐渐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一些研究者首先对民间叙事的概念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程蔷从叙事主体的角度把叙事分为民间叙事和文人叙事两大类。董乃斌和程蔷在《民间叙事论纲》中进一步指出，民间叙事具备口头性的基本特征，易变、易散失，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多种异文。[1]杨利慧打破“文本的历时性研究”的思路和模式，把表演理论引入民间叙事研究。[2]柯玲认为，民间叙事是指“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的叙述活动，是民间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3]。王丽娟指出文人叙事和民间叙事的区别在于：一是叙述的事件不同，二是即使叙述同样的事，叙述方式不同。[4]在现当代文学中，民间叙事更多的是指文学创作中的一种价值取向，“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5]。

随着多位学者对民间叙事理论的研究及创作实践的分析，国内民间叙事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民间叙事的概念依然不是特别明晰。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对民间叙事进行界定：民间叙事是指在一定群体中传播、体现民间立场对某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叙述，它的载体既可以是口头形式，也可以是书面形式，叙事主体既可以是无主的民间集体，也可以是文人知识分子。民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童谣、民谚、民俗，等等。

一、《搜神记》与民间叙事的关系

《搜神记》作为志怪小说的代表作，记录了许多神奇怪异之事，其中有一部分西汉传下来的历史神话传说和魏晋时期的民间故事，这一类作品是全书的精华，对后世文学影响较大。

干宝在《搜神记》的序中写道：“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册，犹尚如此；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缺，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6]2

从《序》可以看出，《搜神记》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考先志于载籍”；一类是“收遗逸于当时”。在“仰述千载之前”时，干宝“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缺，访行事于故老”，不可避免会有“失实”的问题；在“采访近世之事”时，干宝坚持史家秉笔直书的原则，如果“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但不论是考察前代典籍还是采录当世之事，干宝都注意“访”的运用。这个“访”其实就是搜集民间叙事的一个重要方法。

正是由于干宝按照史书实录的方式撰写《搜神记》，因此《搜神记》保留了大量的民间叙事。有神话故事，卷一记载了许多上古时期的神话人物，如：鞭百草神农、雨师赤松子、缴父赤将子舆、陶正宁封子、采药父偓佺、七百岁彭祖、孔甲龙师师门、乘木羊葛由，等等。有民间传说，如：盘瓠传说、蚕马传说、干将和镆铘、韩凭夫妇、董永和织女、杜兰香与张传、李寄斩蛇、丁姑过江，等等。有民间歌谣，如：“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6]4“见乞儿与美酒，以免破屋之咎。”[6]8“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6]88“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6]89有民间风俗，如节日习俗：阴子方腊日以黄羊祭灶见灶神(《阴子方祭灶》)；宫廷节日习俗“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绶。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6]24。有服饰习俗：“晋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腰……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6]93“灵帝建宁中，男子之衣，好为长服，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裾，而上甚短。”[6]85“初作屐者，妇人圆头，男子方头。盖作意欲别男女也。至太康中，妇人皆方头屐，与男无异。”[6]96有妆容习俗：“汉框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6]83“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佩兵。又以金、银、象角、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而载之，以当笄。”[6]97“晋时，妇人结发者，既成，以缯急束其环，名曰撷子髻。”[6]96有饮食习俗：“羌煮、貊炙，翟之食也。”[6]94还有婚丧习俗，在《搜神记》中死而复生的篇目中体现得较为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