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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宋代志怪小说的三大因素

基于现代小说观念上的偏见，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宋代志怪小说是“贫乏”的。若能真正对古人“了解之同情”，我们就会发现宋代志怪小说其实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一、宋代志怪小说的兴盛迹象

宋代志怪小说首先在作品数量上表现出了其兴盛迹象。笔者通过对李剑国先生的《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中所收录的志怪小说作品进行统计对比，发现宋代志怪小说作品一百零八种，唐代志怪小说作品七十种左右，再加五代二十多种，总数有九十多种，先唐时期的志怪小说作品四十三种。由于所据文献由李剑国先生搜集编著，统计标准是比较客观的。若从作品卷帙方面比较，则宋代志怪小说的优势更突出，仅洪迈《夷坚志》皇皇四百二十卷之巨，就已经逼近整个唐代志怪小说数量。洪迈对这种成就也颇为得意：“予毕《夷坚》十志，又支而广之，通三百篇，不能满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1]

此外，在宋代志怪小说编撰者(为方便叙述，下文皆称作者)特点方面，其作者基本来自上层社会，甚至是帝王，如《列异传》作者魏文帝曹丕。《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小序云：“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又如《金楼子》作者是南朝梁元帝，此书乃是他还是湘东王时所撰。其他如张华、干宝、曹毗、祖台之、王嘉、刘义庆、祖冲之、陶弘景、任昉、殷芸等人皆为朝中官宦。一些宗教身份的作者，如郭璞、葛洪等人，也都有做官的经历。唐代志怪小说作者则多数为科场得意者，如《冥报拾遗》作者郎余令、《梦书》作者庐重玄、《洽闻记》作者郑常、《龙城录》作者柳宗元、《广异记》作者戴孚、《妖录》作者牛僧孺、《乾巽子》作者温庭筠、《宣室志》作者张读、《杜阳杂编》作者苏鹗、《剧谈灵》作者康軿等人，皆科举而仕者。一些作者即使没在科场顺达，却或以荫入官，或由幕僚入仕，总之来自下层的文人甚少。而宋代志怪小说作者则显得成分复杂：有朝廷大臣，如文彦博、陈彭年、曹勋、洪迈等，《宋史》有其本传；有下层官吏，如金翊、马纯、王明清、李泳、刘名世、王辅等；有科场失意者，如聂田、吕南公、武允蹈、鲁应龙等；有江湖俗士，如刘斧、李献民、皇都风月主人等；有佛道中人，如景焕、黄休复、勾台符、归虚子、梁嗣真、僧惠汾、王日休、蒋宝者亦厕身其间；名氏身份无考者更难以胜数。

宋代志怪小说作者成分复杂性与作者阶层整体下移密切相关，从《宋代志怪传奇叙录》中北宋与南宋作者的统计情况看，北宋作者多当朝大臣，南宋则多地方小官；北宋多科考得志之士，南宋作者则多不入场屋之人。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其实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据笔者的统计，竟有五百多位志怪小说作者或爱好者参与《夷坚志》成书，其中大部分都是下层民众，《夷坚丁志序》记述：“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诘”[1]。此外，大量无名氏志怪作品的存在也是宋代志怪小说作者身份层次下移趋势的佐证。宋代志怪小说题材内容也随着作者身份整体下移出现世俗化倾向。《夷坚志》中不少内容便直接记录了当时的市场生活情形。据统计，《夷坚志》反映宋代城乡各阶层人们经济活动的条目近全书内容的30%，这些记录大多出自于小商贩、小手工业者、雇工、穷酸士人、乞丐、巫师、娼妓等，这是前代志怪小说中很少出现的。

总之，无论从作品种类、卷帙数量、作者身份或志怪故事条目来源看，都表明了宋代志怪小说的蓬勃生机。李剑国先生在文学价值上虽不看好宋代志怪小说实绩，却很客观地肯定其优势：“平心而论，如果从数量上说，宋人志怪传奇不算少，现存和可考的多达二百余种，与唐人旗鼓相当(不包括五代的二十多种)，一点也不落后；而且因有四百二十卷的超级小说集《夷坚志》的存在——全书故事多达五六千个，现存仍有二千八百多个，因而从简(条)数上说更是超过唐人。数量上的繁盛是因为小说在宋代文人中有着极好的生长土壤，喜欢读小说的人多”[2]。

二、宋代志怪小说的“源头活水”

宋代处于儒学复兴、理性昌明时期，对于鬼神的怀疑比前代强烈，所以，以鬼神为主体的志怪小说在此时期更难有生机，可事实却正好相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下面笔者尝试从新的角度探寻宋代志怪小说的“源头活水”。

(一)南方巫觋文化的滋养

由于地理与历史原因，中国南方文化在唐朝以前明显落后于北方，在北方兴起儒家礼教文化时，南方仍盛行上古所遗存的巫觋文化。王逸《楚辞章句》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3]朱熹也言“昔楚南鄂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4]。南方虽然不断受北方儒家文化影响，但“巫”性不改。而“巫”性正是志怪小说的重要命脉，李剑国先生在《唐前志怪小说史》中指出，巫教与原始宗教是志怪小说产生的两大重要源头。上古文明开蒙时期，南北皆盛行巫风，只是后来北方迫于生存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