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性别分析唐代墓室壁画中的“女着男装”现象.docVIP

以社会性别分析唐代墓室壁画中的“女着男装”现象

摘要：唐代墓室壁画形象地记录了当时贵族的社会生活。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唐墓中“女着男装”图像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唐代不同社会性别对“女着男装”风尚所持的不同思想观念。文章从男性和女性两个角度分析这一现象发展的原因。女性除了爱美之心外，更多的是对社会属性下男性身份的向往。唐代女性的衣着装饰、社会权利均为男性赋予，事实上男性仍然掌握最高权力。唐代墓室壁画中一定规模的“女着男装”现象，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与研究空间。

关键词：社会性别;唐代;墓室壁画;女着男装

唐代壁画墓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之后的几十年，陕西关中地区出现一批规格高、时间可考、内容精美的壁画，引起各界学者的关注。李星明的专著对唐代壁画墓的主流模式进行探讨，并对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进行单独研究。荣新江在其文章中探讨了“女扮男装”的成因、发展以及其中显露出的女性意识。赵彬宇的硕士论文对“女侍男装”人物形象进行了具体分析。杜娴婷的硕士论文中有一部分详细地对“女着男装”“女扮男装”等名词进行辨析。姜爱萍的硕士论文中分析了“女着男装”中“服妖”的情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女着男装”现象进行新的解读。众多文章中都有谈论到“女着男装”现象的成因，原因大多归结为唐代社会风气包容开放、女性地位提高、女性意识觉醒等。本文以图像为基础，从社会性别理论出发，分析不同视角下对此现象的不同反应，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的相互结合共同构成了“女着男装”的发展演变。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利于挖掘“女着男装”图像背后所反映的唐代两性权力关系，以及两性在相同社会结构中的不同思想观念。

一、研究及发展概况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性别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体现出权力关系的同时区分出社会等级关系。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deBeauvoir，1908-1986年）的《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女性的社会身份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被建构出来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年）的《男性统治》描绘了社会权力结构中男性对女性的“性别统治”，揭示了其内在的逻辑规律。他的论述从理论上推翻看似“合情合理”的性別等级制度，为女性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的可能性。

从现有考古发掘来看，唐代墓室壁画已形成相对完整的年代序列，但对其分期各家众说纷纭。如王朝闻的“三期说”、宿白的“五期说”、李星明的“四期说”①等。本文参考现有分期，根据研究需要做出划分，初期为唐高祖-唐高宗（618-683年）、盛期为武周-唐玄宗（684-756年）、晚期为唐肃宗-唐哀帝（756-907年）。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陕西、山西、新疆等地陆续发掘和清理出众多壁画墓。根据李星明、荣新江、赵彬宇等人的研究，早期壁画墓中出土的“女着男装”图像约有42人，盛期约有68人，晚期可能仅1人。唐太宗时期就已出现女子穿着男装的现象，至盛期迅速发展，之后数量急剧减少。此风尚在壁画中的发展演变对应当时唐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可以透过图像探寻现象背后的成因。

唐朝初年，与胡人交往频繁，可能使唐代女性将胡服当作新的流行风尚。段蕑璧墓中出现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女着男装”图像合乎情理。胡人服装新潮便捷是唐代女性追逐的可能原因之一。但“女着男装”能在唐朝风靡百年，更重要的可能是女性对男性社会属性的崇拜或向往。

二、决定性因素：男性对于风尚态度的转变

在以男权为主的封建社会，“女着男装”这场风尚的兴衰必定不完全由女性主导，男性对风尚所持的态度依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过数百年的战乱纷争，唐初封建传统礼教势力薄弱，男权社会并不会过分强调事物中所代表的男性权力属性。这就给女性着男装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陕西咸阳底张湾薛氏墓《男乐图》②中男乐师跪坐吹乐器。在他男性化特征明显的面部，最显眼的便是颧骨处的大面积红色脂粉以及弯弯八字胡须下浓艳的红唇。图中虽然只出现他一人，但想必周围跪坐的男乐师与他不会有太大差异。陕西咸阳底张湾薛氏墓《男侍图》③中的男侍，中分发式，眉眼之间、颧骨处、面颊处均涂抹淡橘色胭脂。对比同一页面的《女侍图》可以看出两人在妆容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陕西西安东郊苏思勖墓《男侍图》中拱手站立的男侍、《男侍图》及《抬箱男侍图》④中的男侍均在颧骨处涂抹淡红色脂粉。

通过壁画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男性权力属性相对薄弱，男性对于女性装扮也没有那么排斥。在这些墓室中出现了数量不少的男性涂抹胭脂的情况，说明这在当时的社会可能不是个例，也不会是受人鄙夷的事情，不然不会出现在墓室壁画中。由此可以看出具有符号化象征意味的妆容服饰在实际操作中有更大的灵活性。

唐晚期儒家伦理道德加强，社会对女德女教大力提倡。壁画中“女着男装”图像数量急剧减少，仅在吉林的贞孝公主墓中发现疑似图像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