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贤媛》与《列女传》女性形象的差异及其成因.docVIP

《世说?贤媛》与《列女传》女性形象的差异及其成因

【摘要】《世说新语·贤媛》与《列女传》两者均以记载女性的美德懿行为主，是封建妇德的楷模及女性审美标准的集中体现。但《贤媛》中贞顺节义的德行类女性数量较《列女传》明显减少，对于有仁有智、辩才出众的女性形象则有诸多描写。魏晋时期的战乱环境、清谈风气以及门阀制度、门第婚姻造就了魏晋女性不同于前代的神采与人格魅力。

【关键词】《世说新语》；《贤媛》；《列女传》；女性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刘义庆编撰的“名士底教科书”《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就是魏晋风流名士在这一时代精神与社会生活的缩影。虽然《世说》以记述魏晋士人的清谈风气为主，但其对于当时女性的言行和智慧的描写与赞扬亦展现出其独特的精神风貌。《世说》中《贤媛》一门共计32则，记录了秦朝末年至两晋24位女性的事迹。而作为我国最早的妇女专史，《列女传》中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卷共记录了110位女性形象①。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世说·贤媛》与《列女传》在素材选择方面的不同，以对比探究汉代与魏晋时期女性不同风采与魅力的成因。

《列女传》除第七卷《孽嬖传》外，前六卷记述的皆是女性的美德懿行。笔者以为，母仪、贤明、贞顺、节义四类可归为德行之美，仁智与辩通两类可归为才智之美。以下，笔者将从德行与才智两方面对比并分析《列女传》与《世说·贤媛》素材选择的异同，以对上表进行阐释。

一、德行之美

关于刘向创作《列女传》的动机，《汉书·楚元王传》中说是为“戒天子”而作。刘向所处的西汉末年，外戚干政、宦官篡权。先是汉元帝“柔仁好儒”，放纵外戚，权力逐渐

分散；之后的汉成帝更是沉迷于美色，不理朝政，以皇太后的兄长王凤为首的王氏集团肆意妄为，“家凡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汉书·外戚传》）。当时，飞燕合德专宠，后宫屡屡生事。刘向以自己为刘姓末枝，“累世蒙汉厚恩，身为宗室遗老，历事三主”，看到“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外家日盛，其渐必危刘氏”，秉持着“吾而不言，孰当言者”的责任感，“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汉书·楚元王传》），企图能够劝谏天子以史为鉴，挽救西汉衰亡的命运。从这一创作目的出发，刘向在《列女传》中的《母仪传》《贤明传》《贞顺传》《节义传》四卷塑造了一系列富于德行之美的女性。《母仪传》以“贤圣有智，行为仪表，言则中义”为标准，其中既有古代传说中帝王的母亲，如“弃母姜嫄”“契母简狄”等，也有圣贤的优秀母亲。“孟母三迁”的故事即是首见于“邹孟轲母”一则。《贤明传》中的女性大多为君王的后妃或卿大夫的妻子，她们深明大义，能够直言君主的过失，劝诫士人的行为，懂得以贤明的言行匡正丈夫。如“楚庄樊姬”，樊姬对于楚庄王成就霸业有着显著的影响。庄王喜欢打猎，她便不食肉，于是“王改过，勤于政事”。庄王宠信虞丘子，她以自己心胸宽广举荐贤德女子为例，讥讽令尹虞丘子堵塞贤路。虞丘子惊慌之下举荐孙叔敖，庄王在孙叔敖的辅佐下，三年后称霸天下。因此“楚史书曰：庄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贤明传·楚庄樊姬》）②还有一些女性，虽为平民之妻，却能够见微知著，如“齐相御妻”，即齐相晏子车夫的妻子。她看到丈夫为晏子驾车时得意洋洋，而晏子却看起来十分恭顺，于是便以道义告诫夫君，希望他谨言慎行，谦逊待人。晏子知道后认为车夫能够听从善言，便举荐给齐景公，他的妻子也得到了“命妇”的称号。自秦汉以来，儒家的道德观念被统治者采纳，逐渐深入人心，恪守礼法、节操忠贞的女性形象开始活跃于文学作品之中。《贞顺传》中女性的塑造正反映了汉代礼法思想对女性的渗透，以及在意识层面对其的规范与改造[2]。这些女性无论身份普通或尊贵，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年纪轻轻就守寡的“梁寡高行”，因其姣好的容貌和文雅的举止，引来许多梁国贵族甚至梁王争相聘娶。但高行坚持从一而终，认为“妇人之义”即“一往而不改，以全贞信之节”，于是“援镜持刃，以割其鼻”（《贞顺传·梁寡高行》），自毁容貌以求保全忠贞，梁王因此而赐与她“高行”的尊号，表彰其贞专精纯的品行。“息君夫人”亦是忠贞不移的典范。楚国大败息国后，楚王俘虏息国君为他看守城门，又想纳息君夫人入其后宫。息君夫人不苟礼义，趁楚王外出游玩时见到息君，叹息“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并作诗云“榖则异室，死则同穴”（《贞顺传·息君夫人》），遂死节赴义，与息君双双自杀。“义”在中国古代极为被推崇，《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孟子·告子上》曰“舍生而取义”。受这一公认的行为准则熏染，《节义传》中的女性亦在笃行仁义、诚信然诺方面做出了表率。如“京师节女”一则，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