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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小玉传》李益“负约”说三问

唐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代表着唐传奇发展的又一高峰，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中提及此篇，称“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

《霍小玉传》之所以能征服无数读者，除了凄婉绝美的悲剧式爱情题材，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作者蒋防成功刻画了霍小玉和李益这一对个性鲜活的主人公形象。对于《霍小玉传》的男主人公李益，传统上较为统一地将其视为又一个典型的负心汉形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卞孝萱先生在《〈霍小玉传〉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中，以大量史料文献为基础考证分析了作者蒋防的创作意图，提出蒋防为了在朋党之争中助阵元稹和李绅，故意捏造故事刻画了李益这一“重色”“负心”的人物形象[1]。

21世纪以来，对《霍小玉传》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继承和创新。其中，方坚铭在卞孝萱先生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霍小玉传》不仅仅是一篇爱情悲剧，更是一篇党争过程中产生的“攻击型”作品[2]。而现代学者关四平先生的“负约”说，另辟蹊径地提出了《霍小玉传》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关四平先生首先肯定了李益对霍小玉的爱自始至终没有改变，认为“李益是迫于客观压力的‘负约’,而非主观感情上的‘负心’”。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李益对霍小玉避而不见实属被逼无奈，而这种看似凉薄无情的处理方式除了社会文化的原因，也部分缘于他自身的性格的软弱和妥协。因此，对霍小玉的悲剧性结局，李益应负次要责任，而唐代婚恋观念、门第观念与婚姻制度才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从而推出《霍小玉传》的深层蕴涵“在于揭示唐代门第观念与婚姻制度扭曲青年男女美好感情的功利性与落后性,应该重点挖掘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后面的社会文化原因,而非着重批判个人道德方面的问题。”[3]

从关四平先生的观点来看，到底是“负心”还是“负约”，李益要负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不仅关系到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合理解读，更关涉对作品主题意蕴的理解。将李益定性为一个“负心人”无疑降低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削弱了作品对唐代社会文化的深刻批判性。对于“负约说”,有学者提出，虽然历史背景与时代环境对解读作品主旨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从文本实际出发，认真体会作者的真实意图和创作动机”[4]。

笔者认为，李益先盟誓再毁约的行为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是明确的，抛开作者蒋防对李益这一人物的主观“攻击”不论，仅从文本的角度分析，“负约”说也有多处可商榷之处。对此，笔者提出以下三个问题，以探讨李益“负约”说的合理性。

一、李益对霍小玉的情感指向是否为婚姻

李益“负约”说成立的前提是,李益对霍小玉的爱情是真诚深厚的，这份爱经历了从“定约”到“守约”的过程且自始至终并未发生过改变，甚至随着两人交往日久，境界有所提升，有了结婚的打算。

从李益初见霍小玉时“但觉一室之中，若琼林玉树，互相照曜”；相处过程中屡有重誓如“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霍小玉去世后李益泣涕不止，证李益对霍小玉有情并不难。然若说这份情足以驱动李益产生结婚的念头，使之产生与霍小玉共度余生的信念与勇气，则有待商榷。

中唐时期有妓女与士子交往的社会风气，作者蒋防写李益在中进士之后也如众多士子一样附庸风雅“思得佳偶，博求名妓”可见一般。但因为唐人婚姻观中门阀意识极重，士子与歌妓可以漫谈爱情,却绝不能谈及婚姻。李益“门族清华”，又兼“进士擢第”，对于婚姻观念中“门第相当”这一不可逾越的鸿沟，李益应当自始便知。加之李家“太夫人素严毅”，可见其家风谨严，李益对其婚姻不仅并无自主权，以其家世门第，若有一日论及婚娶事宜，女方家也定非小门小户一般女子，更遑论妓女，这一点他也应当心知肚明。

因此，从“思得佳偶，博求名妓”的初衷来看，李益与霍小玉相交，没有结成婚姻事实的思想基础。

也正是因为他对现实并非一无所知、一腔孤勇，所以这也才有了中宵之夜,霍小玉向他哭诉担忧时,他“不胜感叹”；才有了后来当霍小玉对他说只要八年欢爱时,他“且愧且感”。他的“叹”从何而来？“愧”从何而起？

显然,前后两次有感,他的“感”是相当复杂的，第一次，感于意外，叹于世情，自己无心插柳，却不想竟收获了霍小玉的至情真心；第二次，感于霍小玉的委曲求全，却又愧于对小玉的深情无能为力。

那么，既然说李益与霍小玉交往并无结婚的打算，又如何解释李益在交往过程中数次指天地而誓，次次言及生死，“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呢？

笔者认为，李益的誓言有多大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

且不论初见小玉时他那句经典的“小娘子爱才，鄙夫重色。”单看文章之初写李益听闻鲍十一娘为他寻得一品貌俱佳的女子后，“生闻之惊跃，神飞体轻，引鲍手且拜且谢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惮。’”李益以进士出身，名门子弟，得意忘形时对鲍十一娘这样一个媒婆尚能脱口说出“一生作奴，死亦不惮。”可见李益为人有着世家子弟常有的轻佻孟浪的一面。对李益来说，兴起时发誓，或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