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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代饮妓文化

【摘要】饮妓即酒妓，指歌宴酒筵中提供娱乐表演、以行酒为业的女妓。唐代是饮妓发展的繁荣时期，集中表现为从业人数增多，身怀特长与技艺，特点鲜明。这一群体的扩大，对唐代酒筵中的酒令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使行酒令的方式趋向多样化和歌舞化，并在发展到抛打令时达到了完善。饮妓群体作为特点鲜明的社会阶层，对社会风气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但她们在宴饮中起到的作用对诗词、传奇的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同时，从这一群体中也折射出唐代科举制度下，新权贵借助宴饮夸耀自我，不满门第及家庭束缚，美化欲望的社会风貌。

【关键词】唐代;饮妓文化;酒令文化;社会风貌

娼妓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已久。王书奴对中国古代娼妓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中国娼妓史》一书中，将中国历史上娼妓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第一时期为巫娼时代，经过奴隶娼和官娼发展及家妓发展后，唐朝时官妓趋向繁荣。严明《中国名妓艺术史》讲述了历代名妓的艺术成就，但书中将唐宋两朝合为一个时期，弱化了唐妓的特色。

除了系统论述历代娼妓之外，对唐妓的研究，高士瑜《唐代的官妓》成文较早，分析了唐长安和地方的官妓。严耕望《唐代荆襄道与大堤曲》一文中对唐代襄阳大堤的声妓之盛有精彩论述。此外，唐妓研究多集中于科举制度下士人狎妓之风、唐朝妓业兴盛的原因、唐妓与士人的关系变化、妓女对唐诗传奇的影响等方面，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将娼妓文学的发端指向唐代，认为唐代为中国青楼文学的起点，提出了认识唐代文学的新角度。但对于唐朝宴饮游乐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女妓，研究较少。

本文在唐代笔记小说中女妓形象研究的基础上，以唐代宴饮中的饮妓为中心，探讨这一特殊群体在宴饮游乐中所起的作用，试图论述饮妓对于唐行酒令文化作出的贡献及对社会风貌产生的双重影响。

一、宴饮中特点鲜明的饮妓

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于禁中设置内教坊，以学习雅乐，教化宫人。玄宗开元二年（714）设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并扩大了女妓群体。顺宗时期大量女乐出宫，为民间女乐的发展扩大注入了新鲜血液。文宗时再次将声乐女妓外放出宫，这些女妓中不乏迫于生计或出于其他原因沦落为商业场中的酒妓。武宗时期，民间妓业发展已较为兴盛。其中也可看出饮妓趋向专业性。晚唐时期，饮妓群体仍在扩大，并显示出商业性和社会性特征。成书于僖宗中和四年（884）的《北里志》，讲述了宣宗时长安平康里的诸位女妓。“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筵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诸妓皆居平康里，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但未通朝籍、未直馆殿者，咸可就诣。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陸备矣。其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自公卿以降，皆以表德呼之。其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应对非次，良不可及。”[1]145

与出身高贵或贞操节烈的名门闺媛相比，饮妓群体不需遵守封建社会中的德行。高门大户中的女子不曾玩弄丝竹，更不会在宴饮中抛头露面，谈笑风生。这给了饮妓群体培养才艺的机会，她们行为言谈自由不羁，通过具备一项或多项才艺吸引着文人士庶，弥补了他们在精神与肉体上的空缺。以下将从见识、谈吐、诗文、歌舞等方面来讨论宴饮中特点鲜明的饮妓群体。

唐代歌舞名妓辈出。饮妓在宴会中能歌善舞，不仅愉悦观众，还能显示出国力的强盛，甚至对书法家的风格产生影响。唐人舞蹈种类繁多，其中最有名的宫妓集体舞蹈成就，当属“圣寿乐舞”。“圣寿乐舞，衣襟皆各绣一大窠，皆随其衣本色制纯缦衫，下才及带，若短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也。舞人初出乐次，皆是缦衣舞，至第二叠相聚场中，即于众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内怀中。观者忽见众女咸文绣炳焕，莫不惊异”。[2]圣寿乐舞的特色，在于女妓演出人数众多，且在舞蹈过程中变换舞服，使其表演呈现多姿多彩的风貌，这也充分展示了盛唐万众归心、国力强盛的形象。开元（713—741）时公孙大娘善剑舞，“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3]此外，柘枝舞妓更是歌声与舞艺俱佳，其装扮引得后宫佳丽纷纷效仿。

二、饮妓对行酒文化的贡献

关于唐代酒令的文献所存不多，皇甫松《醉乡日月》记载行酒令的组织规则为：“明府，担任行令时之总裁判官;觥录事掌罚酒;律录事掌宣令和行酒，常称为”席纠“是酒筵中的核心人物。律录事者，须有饮才：一善令，熟悉妙令，能辩慧;二知音，善歌舞，能度曲;三大户，有酒量，能豪饮。”[4]中唐以后，担任律录事的人物往往是专门的“饮妓”。《北里志》说妓女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常为席纠，宽猛得所”;妓女郑举举“善令章”，“巧谈谑”，曾参与“名贤醵宴”;妓女俞洛真“时为席纠，颇善章程”。

饮妓对唐代行酒令的内容进行了创新，使行酒令的形式趋向多样化。唐代行酒令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律令、骰盤令、抛打令。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