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人“妓鞋行酒”行为探析.docVIP

明代士人“妓鞋行酒”行为探析

“妓鞋行酒”是明代中后期流行于江南地区的士人酒宴的独特癖好。这种风气的形成一是因为明代后期政治混乱，正直之士受到排挤；二是因为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个性思想进一步解放；三是商业经济和市场的繁荣也影响了士人的政治观和人生观。士人纵情享乐，追新慕异是士人追求自我，寻求社会优越感的反映，使士妓关系从走向新的层次。

明代；士人；士妓关系；社会因素

明代士人与妓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体现在二者之间的交往心态、形式乃至世人的态度上。对明代士人社会生活变迁的研究，有对党社运动的政治考察、士商互动的价值观念研究，亦有对李贽等个性解放的个案分析，进而逐渐引起对明代士人的社会交往的关注。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士人的交往心态、对象与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风雅士人与社会底层的妓在这一时期的相互交往成为诗酒著作的流行题材。作为国家赋税主要来源的江南地区因经济不断发展以致百姓社会生活日趋多样繁盛，日常普遍的状态已满足不了士人求异的需求，转而投向寻求刺激不同的交流方式。创造出由追求山水雅致的悠闲生活走向投身世俗繁华的“颓靡”“逾越”的娱乐活动。“妓鞋行酒”并非兴起于明，但至明中后期格外流行，且出现了大量的关于鞋杯的诗词把士人以妓鞋饮酒心里描写得淋漓尽致。

一、士妓关系在明代的发展

明初，洪武皇帝尤其注重官民教化，颁布诏令严禁官妓。据陆容记载：“本朝政体，度越前代者甚多……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挟妓宿娼有禁，甚至罢职不叙。”［1］以前代为镜，为了防止官员士人被妓所牵制，有损朝政，太祖便下令官员之家不得挟妓饮酒，且惩罚力度较大。官吏宿娼，罪行仅排在杀人之下，即使遇赦免也不再任用，一时之间竟使畜养官妓，挟妓放浪的风气绝迹［2］7，除对官员的法令制裁外，还要求女子不得外出，否则易招惹淫乱之事，更有《女诫》、《内训》流行于世，从宫廷妇女到平民百姓受到传统道德理论的束缚鲜有逾越。官妓之革，在于养政明风。立国之人，多以休养生息，勤政杜患，而太祖朱元璋便是在这一方面做得最出色但也最为意气的开国皇帝，正是因为其前期的重典治国，压抑了百姓的生活，导致后期的反抗之声越发明显。因此，至晚明因之朝政的松弛、思想解放等因素，旧有的道德及法律束缚渐渐减弱，士人追求物质与精神满足，饮酒作乐，挟妓游猎以为常态，甚至创造出以“妓鞋行酒”这一怪诞的饮酒形式；而妇女不再遵循礼制，走出闺房，乐于交际，追求自我享乐与解放。

明代士大夫挟妓饮酒游玩的风气胜于前代，或仅于游玩作乐，或流于惺惺相惜，或单纯为男女之情，早已压弯了士雅妓淫的平行线，士与妓之间的尊卑贵贱已挡不住二者的相互交往。为满足个人享乐需求，有寻求名妓相伴游宴之士，张岱《陶庵梦忆》记载与友人挟女伶看红叶，串戏演剧，与名妓游玩品茶；也有许多人士多以寻求名妓为乐，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燕京的歌妓刘凤台名艳一时，甚至有远在宣城（位于安徽）和嘉兴的人士因慕其名，驾车远道北京，只为能与她交游［3］601。除此之外，家中畜养声伎也成为士人的癖好，仅张岱家中就畜养有六班声伎。此时士人与女妓歌舞串戏，穷奢极欲；也有二十四桥及秦淮河妓浓妆艳抹，凭栏揽客之常景。更有士妓追求爱情的故事流传于世，妓女张氏因与兖府李天祥情投意合，誓不见客，后因男方身染重病，因爱而殉情［2］61-62，更有侯方域、钱谦益等与名妓结为伉俪。

士人风流做乐少不了女乐名妓的助兴，当狎妓饮酒成为常态，士人追求更与众不同的娱乐方式，也就不乏放纵情欲以为风雅的俗趣。元末明初杨铁崖的鞋杯行酒相传盛广，以致影响到后世。据沈德符记载：

元杨铁崖好以妓鞋纤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镇以为秽，每见之辄大怒避席去。隆庆中，云间何元朗觅得南院王赛玉红鞋，每出以觞客，坐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长歌以纪之。元镇洁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张士诚粪渍之酷，可似引满香尖时否？［3］600

元代杨维桢喜欢以脚纤细的妓女的鞋作为行酒的器具，即为金莲杯，至明代，何良俊以妓鞋待客，这一行为还被王世贞以长歌记录，甚至成为美谈；而以妓鞋为秽的倪元稹却被沈德符认为是有怪癖。可见，“妓鞋行酒”是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并且成为士人标榜独特的标志。

总的来看，士妓相交形式多样，流连风月，寻求声色，是晚明士人的社会生活常态。但此时士妓风流异常的行为，必然多不能被接受，引起传统礼制下的世人对其“浮靡”“恶俗”之论。下面就“妓鞋行酒”行为来探讨明代士人与妓的关系。

二、“妓鞋行酒”的行为分析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4］，晚明士人生活多转向世俗化发展，如斗鸡、结噱社、立蟹会等。以此来看，士人喜妓鞋的疵癖并非难以理解，但以妓鞋来作为行酒器的方式却似古怪变态。中国古代劝酒多喜行酒令，以致畅快，从沈德符的记载来看，元末社会动荡，儒士为寻求精神寄托多纵情享乐，就已经出现以妓鞋行酒的俗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