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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方官员参加妓乐宴会问题考论

宋代地方官员在宴会的开展过程中经常会“择其能讴妓女，雇倩祗应”[1]，因此，妓乐的使用逐渐成为宋代地方官员宴会中一种普遍的娱乐活动。随着妓乐宴会的频繁展开，官场上出现了一些奢靡享乐、贪赃腐败的不良风气，朝廷不得不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性规定对其进行约束，但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近年来有几位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柳春雨《身体的消费：宋代官妓的差排、祗应与国家权力》一文在叙述了宋代官妓从事的主要活动后，重点论述了妓乐活动妨碍国家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等问题[2]57-73；朱瑞熙《宋代官员公费用餐制度概述》主要论述了宋朝统治者对各级各类官员公费用餐的制度规定及所支给的膳食津贴，其中涉及到在公费用餐中使用妓乐的部分规定[3]。本文通过梳理宋代法律对地方官员参加妓乐宴会的规定，以及地方政府实际执行情况，进一步分析地方官员中的一些违法现象，从而探讨两宋地方官员违法参加妓乐宴会所产生的多种不良影响。

一、宋朝法令中对地方官员参加妓乐宴会的规定

地方官员参加宴会使用妓乐这一现象在宋代频繁出现，宋廷中央试图通过颁布诏令、立法等方式对这一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对不同级别的地方官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参见：李文军，袁俊英著《论宋代皇权对司法的控制》，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文中提及“法律是实行社会控制最直接的工具”。为了巩固统治，宋朝皇帝往往会运用法律手段对地方官员的行为进行限制。。

(一)对路级官员的规定

北宋前期，统治者忙于统一和巩固中央权力，对地方官员参与宴会活动并未明确出台相关禁令。而在仁宗嘉祐年间，中央政府为了保障路级官员的办事效率，以及加强路级官员对其它地方官员、机构的监察力度，规定“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明令禁止了诸路提点刑狱官参加妓乐宴会。神宗熙宁以后进一步严格相关法条，除仁宗朝的规定外，“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4]38，即诸路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转运司的主管官员及其属官均不得参加妓乐宴会。哲宗元祐初年，提举常平司并入提点刑狱司，于元祐四年(1089)“改立发运、转运、提刑预妓乐宴会徒两年法”[5]330，对神宗朝的法律规定略作了改动，路级发运司、转运司、提刑司的官员参与妓乐宴会要被徒两年，除更改了对提举常平司的规定外，对路级发运司的官员参赴妓乐宴会也有了明确的限制。徽宗政和年间，在继承前代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对路级官员参赴妓乐宴会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诸般运监司预妓乐宴会，……各徒两年。即赴所部及寄居官用家妓乐宴会者加二等。”*该处所指监司与神宗朝相同，包括了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因为在哲宗绍圣年间又恢复了提举常平司的建制。[4]38南宋基本承袭了北宋徽宗时期的规定，《庆元条法事类》卷9《迎送宴会》规定：“诸发运使、监司预妓乐宴会，……各徒二年。即赴所部及寄居官用家妓宴会者，加二等。以上不以失及去官原减。”[6]161

综上所述，宋廷明令禁止参加妓乐宴会的路级官员群体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仁宗朝仅限于掌管地方司法、监察事务的提点刑狱司，神宗熙宁年间扩展至监司及其属官，到北宋后期及南宋时则是发运、监司均不许，不仅地方政府公务性质的妓乐宴会不能参加，甚至监司参加下属官员家宴有妓乐者也要受处罚。可见，宋朝的这些法律规定对作为“一路表率”的路级官员限制越发严格。

(二)对州县级官员的规定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皇帝有诏令“自今内外群臣，每遇休假，不妨公务，并许宴乐游从”[7]530，可见北宋前中期的州县官员只要不妨碍公务是可以在休假的时候参加宴会的，而对其参赴妓乐宴会等问题尚未作出法律限定。徽宗宣和年间规定，“郡县官公务之暇，饮食宴乐，未为深罪。若沉酣不节，因而费事，则失职生弊。可详臣僚所奏，措置立法，将上取旨施行”[4]75，即郡县官员在闲暇之时可以开展宴乐活动，但若过分沉迷于宴饮妨碍公务，则按照臣僚所奏进行立法处置。“唯知、通许用妓乐，其次郡县官除赴本州公筵及遇外邑圣节开启与旬休日听用妓乐外，余乞并依教授法。”*神宗元丰年间便有诏令规定“自今学官非公宴不得预妓乐会”，并为后世所沿袭。宋代惯用“学官”泛称各级儒学的教授、教谕等，所以对各级学官的规定也能通用于各级教授。[4]75这表明在北宋后期，地方州县级官员中知州(县)、通判可以参赴妓乐宴会，郡县僚佐官员参赴本州公筵或在圣节、旬休日等特殊场合参加属县的宴饮活动也可以使用妓乐，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官员则只有公宴才能用妓乐助兴。

南宋高宗时对地方州县级官员参加妓乐宴会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及对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绍兴十三年(1143)诏：“诸州自长贰外，非公筵若休告，毋得用妓乐燕集，违者坐之。”[8]2807此后的法律规定更为详细，如宁宗朝《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公筵若假日而用妓乐，杖八十”[6]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