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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宋赠妓、咏妓词的异同

词本是声色娱乐的产物，正如谢章铤所言:“词之兴也，大抵由于尊前惜别，花底谈心，情事率多亵近。”[1]由于词体自诞生起便与歌妓密切相连，因而所涉情事多与歌妓有关。叶申芗的《本事词》收录了唐五代至两宋、金、元时期的词本事204则，其中九成以上皆源于词人与妓女间的情事。从北宋中期的纵情吟唱到宋末元初的末世哀音，赠妓、咏妓一直是词坛创作的重要内容。从词史来看，人们普遍认识到两宋词风存在着显著差异，就最能体现词体本色的咏妓、赠妓词来说，虽然其内容不外乎是对女性的描绘以及对两性情感、心理的表达，但随着词体发展及时代风貌的转变，南宋赠妓、咏妓之作在沿承传统的同时也呈现出一定的扩展和变化。本文通过对两宋赠妓、咏妓词的梳理，探讨其共同特色及具体差异。

一、两宋赠妓、咏妓词的繁荣及成因

词本是花间、樽前供歌儿舞女表演助兴的产物，与儒家礼教正统规范相距甚远，因此，男欢女爱的追求、声色情愁的宣泄，在词史早期不仅没有丝毫禁忌，反而被视为当行本色。声色宴饮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可或缺的一种娱乐方式，尤其体现在富贵阶层。赵宋立国之初，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后明确提出“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2](P8810)的思想导向，于是，在崇文抑武的政策下，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中，宋代文人士大夫们可以用词尽情倾诉恋情、直抒色欲，一代文宗欧阳修便公然承认填词是“敢陈薄伎，僚佐清欢”①。

妓乐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到了唐代，随着社会娱乐高度发展，歌妓制度逐渐成熟，文人与歌妓频繁互动，从而促进了晚唐艳体诗的兴盛以及花间词的产生。宋代基本沿袭唐代歌妓制度，相比之下，宋朝市井文化更加发达，无论《东京梦华录》中对北宋社会生活的记录，还是《武林旧事》、《都城纪胜》、《梦梁录》、《繁盛录》等关于南宋民俗的描绘，都为后人展现了两宋都市瓦子勾栏、酒楼歌馆的繁荣昌盛。在这些娱乐场所中，官妓、私妓遍布其间，歌舞欢笑通宵达旦。客观说，歌妓是宋代社会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种娱乐消费，尤其在条件优渥的官宦文人生活中更为突出，《齐东野语》中有载:

周平园尝出使，过池阳，太守赵富文彦博召饮。籍中有曹聘者，洁白纯静，或病其讷而不颀，公为赋梅以见意云:“踏白江梅，大都玉软酥凝就。雨肥霜逗，痴騃闺房秀。莫待冬深，雪压风欺后。君知否。却嫌伊瘦，又怕伊僝僽。”酒酣，又出家姬小琼舞以侑欢，公又赋一阕……范石湖尝云:“朝士中妹丽有三杰。”谓韩无咎、晁伯如家姬及小琼也。禁中亦闻之。[3](P282)

据《全宋词》所录，周必大二词皆为《点绛唇》，前一首序曰“赴池阳郡会，坐中见梅花赋丁亥九月己丑”;后一首序“七夜，赵富文出家姬小琼，再赋丁亥七月己丑”，可见，《齐东野语》略有误差，但足以说明宋代官宦文人应酬时通常会召歌妓侑欢助兴。范成大对于朝官所养家妓的评价以及“禁中亦闻之”的记录，更充分体现了宋代官员狎妓之风的盛行以及歌妓在官宦文人生活、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二、两宋赠妓、咏妓词的主要内容

在现存5万余首宋词中，歌妓无疑是最重要、最典型的一类人物形象。她们活跃在文人士大夫生活的许多场景中。宋代词人对歌妓的描写着墨甚多，绝大部分集中在感官享受与情感体验这两个层面。

(一)感官享受:对歌妓容貌、情态、技艺的着力描绘

从男性角度讲，歌妓最吸引他们的，通常是能够立刻感知的外在表现，如美丽的容颜、精致的装扮、娇柔的情态、高超的技艺等，因此，宋代咏妓词中充斥着关于容貌、体态、衣饰、表情、歌声、舞姿的细致描写。就容貌看，词人笔下的歌妓形象多偏于香艳，“腻脸”、“香靥”、“粉面”、“莲腮”、“黛眉”、“檀口”、“酥胸”、“纤腰”之类的艳词绮语随处可见，这也正合乎歌妓的身份角色。当然，其中也不乏脱俗者，如苏轼《南乡子》中的歌妓就清丽雅致。

在词人眼中，歌妓不仅容貌姣好，还往往具有迷人的情态，例如，张先在《踏莎行》中，把歌妓灵动多变的表情描绘得极为传神。宋词中关于歌妓神态的描写，通常是多情、柔媚、娇羞、慵懒之类，极富女性阴柔美感。这种创作倾向，除了性别特征外，恐怕更多是由于歌妓的身份及其取媚于男性的目标心理所致。同时，为了娱宾需要，尤其是面对文化素养较高的官宦文人时，妓女们除了歌、舞、器乐外，还擅长下棋、绘画、书法等各种才艺，例如，谢薖的《减字木兰花·赠棋妓》，生动刻画了棋局上的风云变化以及棋妓的蹙眉凝思;辛弃疾的《念奴娇·赠妓善作墨梅》着笔于一位绘画技艺与艺术品位颇为不凡的妓女。

(二)词人对歌妓的情感体验及态度类型

在宋词中，除了对歌妓姿态、技艺等外在描写，通常还可以看出词人对歌妓的感情、态度。正常情况下，男人见到美貌女子往往会有一种喜欢、兴奋的反应，然而面对歌妓风月欢场的陪笑身份，男人们的情感比较复杂微妙:既有逢场作戏的寻欢，也有身不由己的吸引，甚至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