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北里妓研究.docVIP

唐代北里妓研究

唐代长安平康坊之北里在后世“享誉盛名”，其格局和经营方式几乎成为唐后各代之范本。笔记小说中，亦以“北里”指代各朝京城中的市井妓聚居区。然经本文考辨后发现，长安市井妓的聚居也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北里妓为京兆尹举办的官宴侍乐，谓之“出官使”，与为地方官宴侍乐的官妓不同，北里之妓属于市井妓，她们需要自谋生路，而非靠官府蓄养。

一、唐代长安市井妓概述

市井妓不同于官属妓女，需自主接客谋生。一般以“家”为单位经营，有较为固定的居所，各家的直接管理者和经营者是假母：

妓之母多假母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有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朴备至。[1](P1404)

妓女的主要来源之一为假母亲生女儿，如“住住，母之腹女也”，[1](P1414)又如《南村辍耕录》中所记“李哥”；[2](P6478)另一主要来源为假母所购入之“养女”，这些养女包括自幼买入教习养成和成年后拐卖被迫入行，如《北里志》中宜之的身世即此类典型代表。[1](P1411)

值得一提的是，此类购入养女培养后卖艺的谋生方式在乐户中应常见，非市井妓独有，如：

时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养女五人，才八九岁。于百尺竿上张弓弦五条，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衣五色衣，执戟持戈，舞《破阵乐》曲。[1](P1387)

乐户为了卖艺，时有自家人手不够需借助他人，于是有此以“养女”的方式来教授徒弟、令其参加表演。亦可说明乐户卖艺谋生当为市井妓形成的源头之一。①

市井妓中虽混杂有私妓，但大多数市井妓应非私妓而是隶属乐籍。私妓者，如《霍小玉传》之霍小玉被介绍为王府小妾所生，父卒后被兄弟逐出自谋生路，[3](P77)又如《北里志》中宜之称“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费尔”。[1](P1411)宜之的假母王团儿不令宜之入乐籍之理由尚未探明，从宜之的话中却可悟出北里之妓中未入乐籍者并不多。事实上，市井妓的主要谋生手段是以歌舞侍宴娱人，而在乐户制度严苛的唐代，恐只有乐户能便捷地掌握歌舞技艺并以操乐为生。如《乐府杂录·歌》中记录许永新身世：

开元中，内人有许和子者，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也，开元末选入宫，即以永新名之，籍于宜春院……洎渔阳之乱，六宫星散，永新为一士人所得。韦青避地广陵，因月夜凭阑于小河之上，忽闻舟中奏水调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与永新对泣久之。青始亦晦其事。后士人卒与其母之京师，竟殁于风尘。及卒，谓其母曰：“阿母钱树子倒矣。”[4]

许永新作为乐户之女自幼掌握高超歌技并被选入宫中，内乱后流落长安为倡女。文中所指“其母”不知为养母还是亲生，揣度其谋生方式约于其他市井妓无别。又如《博异志》中记述凤帅公子居平康坊宅院而梦到原居此宅的美人为其展示“弓弯”舞并说“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蹈”，[1](P487)可见原居此处的美人为市井妓，自幼从会乐艺的父母学习舞蹈，故可推断其家隶属乐籍。

市井妓以乐舞妙谈侍宴取酬，如《北里志》所说“如不吝所费，则下车水陆备矣”；[1](P1403)兼以售色，多有客人留宿一夕或数日，盘桓日久耗尽资产者不胜其数。而“狎妓冶游是唐代士人的生活重要组成部分”，[5](P153)只狎游而不馆宿者竟为异类，如《唐摭言》中所记：“(郑)隐狎游多不馆宿，左右争告，(崔)沆召隐微辩，隐以实对，沆又资以财帛，左右尤不测也。”[1](P1653)像《北里志》中令狐滈因常宿之妓馆有事不便其夜宿时，滈竟迁至邻家妓馆，[1](P1481)可谓长驻平康里。妓除逐次接散客获利，亦有长期被固定客人包养的方式。狎客通过长期住于某家或按照谈妥的价格定期付费，从而“买断”某妓。如上文所说的宜之“果为豪者主之，不可复见”，[1](P1411)意即其被富商“买断”，不能再接散客。市井妓亦可离家“出局”赴宴。

长安城中的市井妓的主要客户当为富贵者和举子，所谓：“北里之妓，则公卿与举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参礼。”[1](P1406)中唐后，官员数量的增加与科考的繁荣皆为长安城中市井妓繁荣的催化剂。举子们登科后的各种宴会需要雇请市井妓，如关宴时，“一般由新科状元出任录事，其他同年则分担主宴、主酒、主乐(一人主饮妓)、探花(以年少者二人为之)、主茶等事务”。[5](P131)同时，大量的未及第贡生长期驻留长安，[2](P303)也为市井妓们提供了稳定的客源。而唐代每年集于京师的贡生多达数千人。[5](P161)于是除了如“髀上题诗”[1](P1410)、“颠饮”等一时贪欢，[1](P1727)亦有少许如“鸡声断爱”的海誓山盟。[1](P1733)白居易的诗歌《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生动地描绘了举子们在平康坊的香艳生活。

二、平康坊之北里

唐代长安平康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