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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饮妓艺术兴起的文化背景探析

现存唐代乐舞美术图像中保存了大量表现饮妓题材的作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乐舞，尤其是饮妓乐舞空前繁荣。本文从饮妓乐舞图像出发，先进行史料的梳理，再结合其他类型的文献，从饮妓乐舞图像兴起的文化背景入手，探析唐代饮妓的艺术空间。

唐代；饮妓图像；文化背景

唐代是一个开放与包容并存的时代，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空前活跃，在此背景下，乐舞艺术也迎来了空前绝后的繁荣。细细考察不难发现，记载唐代饮妓乐舞活动的文献极为丰富，其中仅图像就有多种类型，有的是刻画在金银器皿上，有的以墓室壁画、石窟壁画、画师创作的手卷等形式呈现；文字记载更是不胜枚举。这充分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娱乐精神和对乐舞艺术的重视。饮妓就是宴饮活动时表演乐舞助兴的歌舞伎，中唐以后，开始出现职业化的“饮妓”，从业者多为女性。可以确定的是，这方面图像的大量涌现，表明饮妓是唐代日常生活中一个广泛存在的文化群体；她们的活动也成为当时美术创作的重要素材。要深入了解唐代饮妓艺术兴起的原因，就必须首先考察当时的文化背景。

一、唐代饮妓乐舞图像举隅

唐代涉及饮妓题材的美术图像数量庞大，种类很多。因其是最为直观、真实的饮妓活动记录，从图像出发进行考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篇幅所限，本文只作简单列举。笔者认为，最简便的唐代饮妓图像分类方式当是二分法，即地下墓葬发掘和地上图像文献的发现。按照这种方法，整理较为典型的图像，以供参考。

首先，地上图像文献中的饮妓图像，如《妓人行乐图》。据沈从文《中国服饰史》考证，画中人物身着元和年间流行的“时世妆”。画中内容很容易让人想到白居易《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的描述：“时世高梳髻，风流澹作妆。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1]因此可知，此图描绘的是中唐时期饮妓举行宴会的状况。有人饮酒，有人奏乐，乐器有拍板、琵琶、笙、箫等，都是筵歌时的常用乐器。又如《韩熙载夜宴图》中的相关场景描述：韩熙载有姬妾40余人，此画中描绘了韩熙载亲自为家妓击鼓伴奏《六么》舞的场景；还出现了一名女妓在乐队的伴奏下演唱乐曲的场景。伴奏乐器有两支横笛、拍板等。根据唐五代时的文人风尚推测，演唱的当是宾客和主人在宴饮过程中即兴创作的艳词。敦煌石窟壁画中也有描绘饮妓的图像：莫高窟第445窟弥勒经变有《盛唐乐舞图》纪录了盛唐时期民间乐舞的状况。中部一女独舞，上部描绘三人手持拍板、铜钹、萧等乐器伴奏，下侧两个侍妾捧来酒杯，筵席正待开场。莫高窟第156窟南北两壁的《宋氏出行图》中描绘了乐人手持拍板、腰鼓、大鼓等乐器为舞女伴舞的情景。以打击乐作为主体是唐代酒令歌舞化后的重要标志；画面描绘的地点又在野外，可推测为出行野餐时喝酒行令的场景。

地下墓葬发掘方面，仅仅都城长安周边就出土了大量乐舞图像，提供了丰富的饮妓图像资料。主要以壁画、石刻、陶俑、金银器皿为载体，乐舞形式丰富。这些乐妓形象突出体现了唐代各个时期不同的表现风格。初唐时期代表作品是李寿墓室壁画作品，人物形象塑造以清秀为主，体现了初唐以温婉轻盈为美的风尚。盛唐图像价值最高，人物形象丰腴富贵，胡汉舞姿相互交融，可见当时中土与西域交往十分频繁。中晚唐时期的图像价值较小，题材、数量都呈锐减趋势，形象呆滞而颓败。墓室壁画中出现饮妓图像当是古人“虽死犹生”观念的体现，大多模拟其生前活动的状态，这些图像完全可以佐证当时上层社会非常喜欢乐舞娱乐活动，乐舞相伴几乎成为王公贵胄生活的常态。

以陕西富平县朱家道村考古发现的盛唐乐舞图像为例。最为典型的是东壁北侧乐舞图，描绘饮妓进行乐舞表演的完整场面，且图像清晰。图中饮妓共七人，前后向盘腿而坐，着色彩丰富的时装，面容丰腴而有神彩，小口细腰，符合盛唐时期人物的审美风格。图中乐器有箜篌，《旧唐书》载：“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臂箜篌。”[2]形制细长而弯曲，是一种弹拨乐，当时非常流行，还同时出现了笙、拍板、横笛、铜钹等乐器，这些都是当时筵饮时乐妓表演的常用乐器。据此可知，此图描绘的是墓主人生前观赏饮妓表演的情景无疑。在同时期同类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此种描绘饮妓表演的壁画图像，都可以确证当时饮妓业的繁荣。

二、唐代饮妓的艺术空间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初步掌握唐代饮妓活动的基本情况，这些图像最直观地再现了当时演出的实况，完成了时间艺术的空间化转换。我们可以以此为切入口，探讨唐代饮妓艺术的创造空间，进一步还原历史的真实。首先，饮妓社会地位的特殊性在于她们的双重身份：既是娱乐他人的工具，又是歌舞音乐艺术的创造者和表演者。她们的命运走向也颇为复杂：可以是姬妾也可以成为“女冠”“梨园弟子”等。唐代饮妓的社会活动空间相对自由，可以是青楼、幕府、教坊、乐营，乃至于寺观和举场。她们的踪迹跨越整个唐代，活跃于大大小小的筵席，尽显艺术智慧；同时也为中西乐舞艺术的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