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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现状、问题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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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树立张晶晶

摘要：在梳理产教融合型企业政策背景与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家级和北京、天津、河北、福建、山东、山西等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分析，分析培育规模与行业分布、遴选标准、服务体系建设、激励措施等方面的现状，发现遴选标准缺乏具体指标、培育监管有待落实抓细、企业本身教育功能有待完善、培育方案与具体目标缺乏等现存问题，提出加快研发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标准，开发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公共资源，通过职业教育集团推进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构建产教融合型企业网络化管理平台，建设企业师傅学院和企业内部培训体系等策略。

关键词：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现状;现存问题;策略选择

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建设培育对于形成良好的校企合作环境，促进职业教育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基础性和长远性作用。2019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各地纷纷启动省域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工作。2019年底以来，一些省（直辖市）已相继公布了省内首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名单。为了提高培育效果，为制定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标准提供依据，本研究通过梳理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政策背景、研究进展和申报企业资料，分析培育工作的主要特征和主要问题，提出我国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培育建设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工作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大制度突破，也是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务实举措。

（一）政策背景梳理

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一步发挥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办学主体作用，2018年2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共同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提出鼓励省级人民政府开展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试点，由此将“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提上日程。

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自此，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工作进入国家战略布局。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将“产教融合型企业”定义为“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职业院校、高等学校办学和深化改革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对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具有较强带动引领示范效应的企业。这一办法重在发挥产教融合型企业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的社会价值，将产教融合型企业定位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办学主体。

2019年9月，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作为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重要内容，提出5年内“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制度和组合式激励政策体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区域内推进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的具体任务做出规定，制定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具体措施。

（二）研究背景梳理

围绕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建设，学者们基于国家文件、校企合作情况、理论阐释和国际经验等开展了相关研究。欧阳河等学者提出按照“种差+属”定义方法，将“产教融合型企业”定义为“将商品生产经营服务与相关联的人才培养培训功能融为一体的企业”[1]。周凤华、刘晓等也分别对产教融合型企业进行了内涵界定与阐述，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标准进行了分析[2-3]。2020年，职业教育界对于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工作的研究较2019年更加深入，视角也更为多样化，提出产教融合型企业兼具盈利目的和社会责任，是“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相统一的经济主体”[4]，是我国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抓手[5]。孔韬从国际对比的角度分析英德两国的产教融合型企业，以英国国家铁路技能培训学院（NTAR）和德国的双元制企业培训中心为例，总结了我国产教融合型企业可借鉴的经验[6]。刘林山从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出发，按照“场域——惯习——资本”框架分析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过程中的场域不完善、行动者惯习消极、文化资本供需不对接等问题，提出行业协会参与评价、创新社会资本参与治理等建议[7]。在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标准方面，周凤华提出投资范畴及量化是产教融合型企业标准的核心要素[8];崔发周从学徒制视角对产教融合型的内涵评价标准（师傅标准、设备标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文化标准）和外显评价标准（校企合作平台、育人主体作用、评价主体作用等）进行了较为系统化的设计[9]。

通过梳理发现，目前的研究多属于逻辑分析，实证研究较少。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全国重点省份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的数据，对产教融合企业的培育现状进行实证分析，以把握我国产教融合型企业遴选、培育工作特点，发现问题，查漏補缺，构建策略，提高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效果。

二、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现状

我国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目前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国家、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