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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靖姑信俗文化内涵与当代社会价值探析

陈靖姑信俗文化的影响范围包括闽、台、港、澳、浙、赣等省（区）和世界各地的泛道家文化圈，尤其台湾汉人聚集区和国外华人社区，信众达八千多万，出现四千余座临水宫分庙，形成一种特殊的信俗文化现象。据统计，在台湾有四百多座临水宫分庙，近二十多年来台湾到古田祖宫朝圣者已有四十多万人次。[1]每年的陈靖姑诞辰日（农历正月十五日），中国举办接香火、科仪、祭祀大典、“请花”仪式等非遗活动，吸引来自海内外信众的拜谒、瞻仰与祈福，反映出陈靖姑信俗已经成为福建一张文化名片、社会文化价值符号，传达着其包容、博爱、奉献等时代精神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与理念。

一、信俗文化的概念

信俗文化是从民间信仰在国内“去巫化”“去封建化”“非遗化”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来，经历了从民间信仰到民间俗信再到民间信俗的概念转变，进而拓宽了自身发展空间。钟敬文认为“民间信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众之间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是自发性的一种情感寄托、崇拜以及伴随着精神信仰而发生的行为和行动。”[2]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乌丙安逐渐从民间信仰的社会现实需求与科学合理性角度，引进日本学者建构的“俗信”概念，从而摒除人们对民间信仰的巫术、封建迷信固化思维，使民间信仰研究更加规范化、合理化、科学化。他认为俗信是“原来在古代民间传承中曾经是原始信仰或迷信的现象，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们的文化程度的提高，一些迷信事象在流传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神秘色彩，失去了神秘力量，人们在长期生产与生活的经验中找到了一些合理性，于是把这些事从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无论在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保留下来，直接间接用于生活目的”。[3]随着国内对民间信仰非遗化的需要，乌丙安从民俗学的角度指出“信俗就是民间信仰习俗”。[4]陈进国认为广义上的“信俗”是一种“知识”和“记忆”的再生产，涵盖各类独立性或制度性宗教的民俗存在的样态。[5]以上研究突出了民间信俗具有民间性、民俗性、自发性与草根性，逐渐淡化其宗教的性质，着重强调其民俗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信俗文化的概念形成与发展空间。

关于“信俗文化”的内涵，研究者一方面认为信俗文化是民间信仰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习俗并在生产与生活中形成深厚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认为信俗文化是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介于宗教与民俗之间的信众精神生活与寄托，也是一种风俗文化事象，具有在地文化、经济发展的社会价值。如何绵山认为“信俗文化”是指“民间信仰在活动、流播中形成的习俗，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往往有一个漫长的传承过程，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6]高小岩指出“信俗文化”是民间普通社会民众精神寄托和精神生活的主要形式，游离于宗教与民俗生活之间，表现出抽象性和想象空间，是民间信俗现实情况的集中表达。[7]许甜甜强调“信俗文化”是与“信俗”相关而出现的风俗文化事象，是“信俗”在活动、流传中形成的风俗，需要长时间的传承与积淀。[8]综上，信俗文化是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为了应对未来不可知的风险，通过对具有超自然神力与超人神力对象的崇拜的方式逐渐在生活实践中形成自身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的社会习俗现象。

就信俗文化的意义而言，首先，通过对信俗文化精神内涵的阐释，对全体社会成员起到思想引导、行为教化与心智启迪的作用；其次，信俗文化是人们的价值观、集体记忆，可以通过双向交流促进身份认同与心灵契合；最后，信俗文化具有外溢效应，即信俗文化推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如“信俗文化搭桥，经济民生唱戏”等。

二、陈靖姑信俗文化的精神内核体现

对陈靖姑信俗文化内涵表现由宋代的“妇人妊娠者必祷焉”，元代的“孝心之烈”，明代的“祷雨暘，驱疫厉，求嗣续”，清代的“禁魅、却魃、祝厘、祈嗣”到现代“无所不能的神”，反映出人们对陈靖姑信俗文化的理解与认知的丰富化，对其精神需求的广泛性、多样化。

（一）脱胎祈雨，造福一方

史料记载陈靖姑“祈雨为民，违秘脱胎”而逝的无私无畏的事迹较为丰富。据《闽书》曰：“嫁刘杞，孕数月，会大旱，脱胎往祈雨，果如注，因秘泄，遂以产终。”[9]《罗川志》记载：“适本县霍口里西洋黄演，由巫为神，乡人祀之，祷雨阳驱旱疠，与凡祈年求嗣，无不立应。”[10]《搜神记》道藏本中亦载：“附童子言事。乡人以水旱祸福叩之，言无不验，遂立庙祀焉。宋封顺懿夫人，代多灵迹，今八闽多祀之者。”[11]《重修台湾县志》中也记录了陈靖姑脱胎祈雨的神迹，即陈靖姑“嫁刘杞，孕数月，会大旱，因脱胎祈雨。寻卒，年仅二十有四。诀云：‘吾死后必为神，救人产难’。建宁陈清叟子妇，怀孕十七月不产；神见形疗之，产蛇数斗，其妇获安”。[12]可见，陈靖姑上山学法归来以后，违背“不能动法器，否则有劫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