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国至西汉士人的精神变化——以宋玉、东方朔及扬雄为例.docVIP

论战国至西汉士人的精神变化——以宋玉、东方朔及扬雄为例

士人阶层兴于春秋战国，并以天下公义为己任，表现了“道尊于势”的独立自信风貌；至于秦汉，士人阶层被迫向政治俯首，依附于皇权，逐渐消弭了自信标举的精神，取而代之的是无奈权变和淡漠自守。以宋玉、东方朔和扬雄3位典型士人为例，从各自代表作入手，展现自战国到西汉末年不同历史时期士人的不同精神面貌，并对其中变化进行分析。

战国；西汉；士人精神；变化

士为周礼制度中的低级贵族，处于公卿大夫与庶人之间，承担勾连上下的职责，地位最低者“下士”承担底层事务。《说文解字》释“士”云：“事也。”段玉裁注云：“引伸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1]20随着春秋战国礼乐制度被日趋破坏，阶层之间的壁垒不断被冲击，传统贵族也因而没落，庶人朝夕之间立取卿相的事例层出不穷。士人阶层作为上层贵族与下层庶民的通道，人数急剧增多，龙蛇混杂的“士人阶层”集合了大量的“能人志士”。所以，“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成为普遍共识，这使得各诸侯国争相延引人才，而士“任事”能力的高低也就决定了其地位的晋升与没落。

士人阶层的膨胀及其影响时局的力量日渐为有识之士所瞩目，儒家一派对士人阶层报以强烈期望，认为“士人”才是拯救时局的中流砥柱。孔门有教无类，三千弟子中不乏“野人”“贱人”及没落贵族，他们共同汇集成士人集团。孔子将建成小康社会的希望寄与这一集团，并要求他们“志于道”。曾参对乃师这一观念加以阐发，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104，认为大道艰难，担负“大道”理想的士人应坚定意志，为之奋斗终身，死而后已。此后，儒门后学孟子以“舍我其谁”的气概将儒家理想引为己任，以强烈的信心和勇气赋予士人阶层自信和操守，曰“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2]358。这一观念表现出士人阶层强烈的自我认同，也为乱世之中重士轻势风潮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士人所崇之“道”不同于宗教神明，也不同于哲学中形上玄思的终极幻想，而是从一开始便确定了其与世俗政治的紧密关联。“道”的终极目的是指导现实政治和社会建设，最终实现完美治世。士人掌握“道”，因其自身有对实现理想治世的责任。所以，尽管他们不占有任何物质优势，却仍然追求与君王分庭抗礼，极力推崇“道尊于势”观念。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对士人阶层的内在精神有精确描述：“就其兼具两重性(指中国士人具备重知识、通古今、决然否之理性精神与士‘仁以为己任’‘明道救世’的宗教精神)性格而言，中国的‘士’毋宁更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3]6

纵观战国至西汉，士人阶层精神风貌也并非一成不变。以宋玉、东方朔与扬雄3位典型士人为例，展示战国至西汉士人应时代之变而形成的不同精神面貌。

一、战国雄辩与宋玉的瑰意琦行

宋玉，字子渊，战国楚人，屈原后学，约生于楚顷襄王元年(BC289)，卒于楚亡之时(BC222)。生平好为辞赋，与屈原并为中国文学之祖，后人多称“屈宋”。

宋玉所处的战国中后期，正是诸侯征战杀伐的白热化阶段，也正是士人阶层最为世所重的阶段。因“道重于势”观念广为流传，士人阶层挟此风行天下，气焰一时无两。《战国策·齐策四》记载“齐宣王见颜斶”，颜斶不以宣王位尊而贵，应君王之召“前”而倨傲如故，反使君王“前”；拥有煊赫权势的君王在其看来尚不如自身之贵，“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一语道尽其中曲折。于当时各国而言，士是争霸的重要资源。因此，君王为国家利益着想，与其让士人为攀权附势而对其卑躬屈膝，不如礼贤下士更容易得到士人的拥戴效力[4]307。又见《先生王斗章》，当世名士王斗欲见齐宣王，宣王派遣谒者延请王斗入宫。王斗讥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宣王醒悟，遂亲自迎接王斗于门且恭敬有加，请王斗谏言弼国。王斗又讥刺曰：“王闻之过。斗生于乱世，事乱君，焉敢直言正谏。”[4]313-314在君王面前毫无矫装伪饰，直言天下混乱和君王昏聩，其狷介若此。这便是战国士人的卓越风姿，在君王面前不折节，不攀附，自尊自傲，放言无忌，即便直面君王使之不悦或忿然作色仍能保持无所畏惧的自尊与自信。而反观另一方面，面对士人的自我高举，齐宣王等一众开明君主还能以包容的态度对待，正反映出当时时代对于士人的重视。士人有“道在己身”的自省、“道尊于势”的自尊和“舍我其谁”的自信；君王有得天下的雄心壮志和得天下必先得人的觉悟，更有隐忍图长的气度。两相契合，君王养士，鸡鸣狗盗之辈无所不容；士人竭力穷智货卖君王，上卿将相一言而决。战国士人便在此中弄潮鼓浪，成就战国变幻风云。

这一风潮广泛反映在言辞文章里，其中以外交言谈最为突出，以纵横家为甚。战国纵横家作为九流十家之一，以说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