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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的现代性表达

清末民初，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中国人的服饰也由传统走向了现代。封建社会的衣冠之制随之解体，服制观念在文明与落后的对立中被重构，中国人旧有的民族、国家观念更被冲击和重塑了。这一时期满汉兼容、中西并蓄的服饰，就鲜活地体现着这一时代特征。

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现代性

清末民初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近世服制演进的重要阶段。在这期间，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国人的服饰也由传统走向了现代，轻便合体的西装革履逐渐替代了传统的长袍马褂，中西合璧的中山装与旗袍成为新的时尚，封建社会的衣冠之制随之解体，服制观念在文明与落后的对立中被重构，中国人旧有的民族、国家观念更被冲击和重塑了。

一、西风东渐

（一）剪辫易服

鸦片战争以后，与东方世界的没落相对应的，是西方文明的兴起。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击碎了天朝上国大门，中国这个曾经深受各国蛮夷艳羡与仰慕的文明古国，不知不觉中沦为备受讥讽的愚昧落后、不可理喻的不开化之邦，男人的发辫、长袍马褂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让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1］（P51）。西方舆论的刺激和衰微的国势，让越来越多的人把辫子、长袍视为落后的标志，纷纷提议“取以欧美衣服而著之中人之体”［2］，于是洋装洋帽就成了中国人追求的新风尚。

伴随着列强的侵略步伐，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教会学校的开办、租界的设立等，都让中国人有机会接触到洋装洋饰，并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外官员、职员及其家眷的交往日益增多，服饰自然而然地在交往过程中交汇和融合。一些与外国人接触较多的人，服装和生活上也逐渐开始西化。随着东西方文化接触的逐渐增多，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先进，同时也开始反思中国的陋习和弊病，剪辫易服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

一些进步人士从国民体智和改制立宪的角度出发，指出辫发、长袍的落后不开化，纷纷提议藉由剪辫易服来表明国家立意变法的决心与态度，以回应西方人的指责，但均遭清政府拒绝。1904年，为了经武振军，清政府开始采用西法练兵，在军戎服制上也不得已模仿日本欧美等国做出改变，于是形成了剪短发辫这一变相的剪辫之风，虽然随即被明令禁止，但剪辫易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06年7月30日，《大公报》以“剪发易服议”为题，发出征文广告，力图借此推动剪辫易服运动乃至整个新政改革。从8月20日起，“言论”栏目连续发表了于天泽、沈鄂、湘乡季子、王采五、张兆荫、张濬源、效灵七人的论文。这些文章从个人卫生、经济、尚武精神、国运兴衰和世界趋同等角度，论述了剪发易服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提出了三种区分年龄、职业的具体实施方案，并以大量的篇幅驳斥了守旧者对剪发易服的种种非难。10月31日～11月4日，《大公报》又以连续三期报纸连载俞丽宸的《剪辫论》。文章在稍早的“剪发易服议”讨论的基础上，指出剪辫易服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并号召国人不要因为眷恋那落后不合时宜的辫子而把自己区隔于文明社会之外。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公报》先后刊登了八篇文章，大张旗鼓地对剪辫易服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剪辫易服的原因明晰了，方向也基本上确定了，还被提升到了强国保种的高度，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二）妇女解放运动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剪辫易服运动中，男子服饰是必须改革的对象，女子服饰要不要改革呢？

在中国几千年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仅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存在的女性，长期被封闭在狭小的闺阁之中，几乎与社会隔绝，于大局而言，是可有可无的，因此清初的服饰变革中，有“男从女不从”之说。与男装的全盘满化不同，满汉女性的服饰各因循其旧俗，未做改变。到了清末，女子服饰的改革与男女平权、国家兴亡联系起来，势在必行。

反缠足。缠足，又称裹脚、缠小脚、裹小脚，是汉族女性的一种旧俗。虽然很早就有有识之士提出反缠足，但成效不大。清朝统治者多次下令禁止缠足，却屡禁不止。清末，缠足被视为中国社会落后的象征之一，并认为缠足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柔弱，进而影响到整个民族及国家的力量，因此开始从强种保国的高度推行反缠足运动。民国之初，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命令通饬全国劝禁缠足，至此，缠足在法令上得到禁止，缠足之风开始逐渐消失。

新式女装。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各种文化因素交织碰撞，西学东渐促进了中国近代女权思想的产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和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男女平权”的呼声使中国女性第一次有机会从深闺之中走入社会，她们在争取自己地位的同时也在塑造和展示着新的女性形象。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也清楚地体现在她们的服装上。民国元年公布的服制中规定的女装，基本是对清朝汉族女性服饰的延续；此外，一种穿高领窄袖长袄、素长裙、皮鞋，梳东洋髻的中西混搭式着装受到广大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