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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宋喜雨赋的主题内容与言说策略

喜雨赋是以“喜雨”为题材的赋体文学，产生于晋宋时期，多用于干旱时节祈雨成功后向上天以及参与祈雨的皇帝或地方官员表达感谢与歌颂。这类作品最明显的标志是在赋题中直接标示“喜雨赋”字样①。唐宋喜雨赋共存9篇，与同时期喜雨诗、喜雨文以及祈雨文相比，有着独特的文体特征、主题内容和书写方式。唐宋两代，喜雨赋的主题内容与言说策略也存在较大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探究。相对于同时代喜雨诗而言，学界对唐宋喜雨赋关注不够。目前所见论著，或将喜雨赋简单归为祈雨文进行整体考察，或将喜雨赋作为写“雨”题材的赋体文学进行意象的探析，或以喜雨赋为史料进行祈雨礼制、祈雨风俗以及祈雨文化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对唐宋喜雨赋有了初步的观照，但大都只是整体提及，未加深析，专题、系统的研究成果尚付之阙如。本文拟以唐宋喜雨赋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系统地考察其文本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探究其主题内容、言说策略与文化意蕴。

一、“有志乎民”与唐宋喜雨赋主题生成

现存完整的喜雨赋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傅咸《喜雨赋》及南朝宋傅亮的《喜雨赋》。这两篇喜雨赋与后来的盛唐开元时期玄宗皇帝李隆基、张说、韩休、贾登、徐安贞与李宙等6人创作的6篇喜雨赋一样，都是宫廷应制之作。这些作品都以中央(皇帝)为中心，且以大型祈雨仪式为背景，其主题内容主要是歌功颂德，在具体言说过程中也往往会提及统治者对黎民百姓的关心与体恤，即“有志乎民”。降及南宋，王炎、张侃、王柏等3人创作的3篇喜雨赋标志着喜雨赋的书写发生了变化：创作中心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创作主体主要是地方官僚、士人，歌功颂德的主题有所淡化，“有志乎民”的主题内容则更加鲜明突出。

喜雨赋虽有唐宋之变，但主题内容依然是歌功颂德与“有志乎民”，只是侧重点与书写方式有所不同。唐宋喜雨赋这两个主题是怎么形成的呢？显然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值得探索。

“喜雨”一词最早见于《春秋谷梁传·僖公三年》，是传者对经文“六月，雨”的解释：“‘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1]《春秋》经文未见“喜雨”“有志乎民”之意，传者却为何对僖公三年六月的这场雨作如此解读呢？众所周知，《春秋谷梁传》主要是用来阐发《春秋》之微言大义的，显然这是传者对孔子“微言大义”的阐释与发挥。

关于降雨情况，《春秋谷梁传》僖公二年至三年记载有以下几处：

(二年)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楚人侵郑。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

夏，四月，不雨。一时言不雨者，闵雨也。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徐人取舒。

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1]

由此可知，从鲁僖公二年十月至三年五月都没有降雨，《春秋谷梁传》传文或曰“不雨者，勤雨也”，或曰“不雨者，闵雨也”。“勤雨”，杨士勋疏曰：“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1]可见国君盼雨之心，恤民之意；“闵雨”，杨士勋疏云：“经一时辄言不雨，忧民之至。闵，忧也。”[1]可见国君忧民之心。到僖公三年四月依然不雨，《春秋谷梁传》传文曰：“一时言‘不雨’者，闵雨也。闵雨者，有志乎民者也。”[1]连续不雨，国君忧民之心愈发深切。传者此处进一步回答了国君之所以闵雨，是因为心中有百姓。同年六月降雨，《春秋谷梁传》也作出了“有志乎民”的解读。一“喜雨”，一“闵雨”，皆曰“有志乎民者也”，可见在《春秋谷梁传》作者眼里，鲁僖公是与民同忧喜的。这是对鲁僖公的赞扬。

结合《左传》僖公三年的传文：“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为灾也。”[2]我们可知，从十月到次年五月这段时间，虽然没有降雨，但是没有形成干旱灾害，所以经文只说不雨，并未云“旱”。另据《春秋》所用历法“周历”，这段时间正是农作物播种与生长的季节(笔者按，周历以十二月为岁首正月，因此这段时间相当于夏历三年正月至四月)，天不降雨就会对作物产生影响，从而造成干旱灾害，因此言国君“闵雨”是害怕成灾；而僖公三年六月(即夏历四月)正值小麦即将成熟的季节，这场“及时雨”满足了农作物的需要，消除了灾害发生的隐患，因此言国君“喜雨”。

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对此有详细解释：“闵雨与民同其忧，喜雨与民同其乐，此君国子民之道也。观此义则知春秋有惧天灾恤民隐之意。遇天灾而不惧，视民隐而不恤，自乐其乐，而不与民同也，国之亡无日矣。”[3]另《左传》孔疏曰：“文二年传曰：‘历时而言不雨，文不忧雨也。不忧雨者，无志乎民也。’言僖有忧民之志，故每时一书；文无忧民之志，是以历时总书。”[2]两处“有志乎民”的解释都反映了国君体恤人民、与民同喜同忧的情怀。《春秋谷梁传》的解读就为“喜雨”附加“有志乎民”的政治评价意义，即对文公“无志乎民”与僖公“有志乎民”的比较，而作出历史的价值评价。也可以说，在传者看来，“有志乎民”是僖公“喜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