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论（第二版）课件 第十一章 再现.pptx

第三部分文化批评之第十一章再现一部电影有没有新意……关键在于对这个题材所表现的生活，创作者是图解正确的概念呢，还是用自己独特的感受进行创造性的开掘和发现。——谢晋一、电影反映现实？二、艺术再现与文化符码三、代表与发声四、再现与反再现《钢琴课》（简·坎皮恩，1993）本讲大纲从“电影中的外滩”说起：1、袁牧之《马路天使》（1937）2、施润玖《美丽新世界》（1999）3、张一白《夜。上海》（2007）《马路天使》（袁牧之，1937）《美丽新世界》（施润玖，1999）《夜。上海》（张一白，2007）一、电影反映现实？这三部电影的片头都拍摄了夜色中的上海外滩，但仅仅由于拍摄视角的差别，镜头中的外滩便带给观众完全不同的三种感受：从《马路天使》中仰拍的庞然“巨兽”到《美丽新世界》中平视而遥不可及的“聚宝盆”，再到《夜·上海》中穿行其中的时尚都会，哪种才是对外滩“忠实”而“客观”的反映？恐怕都不是。从这三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很难不掺杂作者的视角或声音—无论是镜头、剪辑还是声音、场面调度，都会表达出导演或其他电影人的艺术倾向、政治态度或文化认同。问题1：电影和现实的关系是什么？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前者认为文学能起到镜子的作用，反映、模仿真实的世界，力求逼真写实；而后者则认为文学更似一盏灯，倾泻作家内心的思想情绪，把世界染上自己的光芒色彩。萨义德：文本的“在世性”（worldliness）——认为文本存在于某种时间、空间、社会和情状之中，因此是“在世的”。艾布拉姆斯电影的创作是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在世性”因素的不同电影作品对同一空间的表现也可能完全不同，并不能认为它们忠实而客观地“反映”了现实《苏州河》（娄烨，2000）二、艺术再现与文化符码“再现”（representation）一词具有更为复杂和多重的含义，在英文中其本身就具有再现与被再现（即主动和被动）的双重意义。不仅如此，它总是以某种方式将人或物加以本质性描述或形象性再现。“艺术再现”（artisticrepresentation）和“政治代表”（politicalrepresentation）二者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政治代表’是在某种契约的约束之下（例如选举），被代表的人赋予代表者某种权威性的力量，令后者得以在前者缺席的情况下行使前者应有的权利。这种关系正是现代民主政治制度运作的原则和基础”；而“艺术再现”则没有这种授权与受权的关系，其重点在于“创造再现的人选择性地以某种媒介与方式展示他对于现实世界的独特认知”。符码（codes）与“再现系统”（systemofrepresentation）创造者通过各种方式和符码（codes）进行再现，这些符码组合起来构成“再现系统”（systemofrepresentation）；而接受者对于“再现系统”的理解往往与创造者之间存在差异，这成为误解或偏见的来源。电影再现往往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建构”而非客观“反映”《美丽上海》（彭小莲，2004）三、代表与发声问题2：电影演员（或导演）是否同被“再现”的人群之间构成“代表”的关系？“自我代表”（representingselfhood）与“代表他人”（representingotherness）----前者强调自己是被代表人群中的一员，而后者则承认了自己同被代表人之间的差异。斯皮瓦克：“底层人无法说话”—-斯皮瓦克的意思并非指底层人没有实际说话的能力，而是强调底层人无法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落叶归根》（张杨，2007）《我的美丽乡愁》（俞钟，2002）“代表的焦虑”（anxietyofrepresentation）这种焦虑又是同期待、参与和认同的复杂情绪混合在一起的。“有误的再现”（misrepresentation）：我们试举一例来说明电影“有误的再现”所引发的对于“被代表”的拒绝。在2001年香港导演张婉婷的电影《北京乐与路》中，耿乐和舒淇饰演了两名浪迹北京的摇滚青年，电影所传达的主题—流浪的青春、对摇滚的热爱、穷困不堪的生活、执着的梦想等似乎极具“代表性”，然而这部电影由于浓厚的商业和时尚气息而令很多北京地下乐队嗤之以鼻。《北京乐与路》（张婉婷，2001）四、再现与反再现霍尔：当代文化的循环是“再现——认同——生产——消费——规则”的交叉往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存在两个相关的再现系统，一是“通过在各种事物和我们的概念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性或等价物，它令我们能赋予世界以意义”，一是“在我们的概念和一系列符号之间建构相似性，这些符号被安排和组织以再现那些概念”。霍尔“惯例”（convention）和“文化标准”（culturalnorms）主流和边缘、高雅与通俗、支配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