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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历史传承与时代意义

“一带一路”的历史传承与时代意义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和10月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

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古代丝绸之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兴建的，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有需要，才形成了丝绸之路。所以查中国的古籍，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186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到中亚考察，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他结合考察情况，又对照中国历史，提出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存在着这样一条“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形成于秦汉之际，即公元前200年左右。最初的海上航线，是沿着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的海岸线南下，然后越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列岛的北部。到了隋唐时期，在中日双方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又陆续出现了横渡黄海及东海的多条海上航线。通过这些海上航线，不仅中国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及朝鲜半岛，中国文化也被大规模地传播到这些国家，包括儒家思想、律令制度、汉字、服饰、建筑，甚至武术、饮茶习俗等。

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也是在秦汉之际形成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所发现的南越国(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11年)时期的非洲象牙等舶来品就是明证。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大军灭亡了南越国，直接控制了南海航线的门户。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凭借强盛的国力，大力拓展海外交通，开辟了第一条从中国南方沿海直接通往印度洋地区的远洋航线，最远到达现在印度半岛的东海岸及斯里兰卡。汉代典籍《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了这条航线。

在欧亚大陆的西端，罗马帝国也在快速扩张。罗马人于公元前30年灭亡了埃及托勒密王朝后，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开始向东方推进。公元1世纪，罗马人掌握了印度洋上的季风规律，并借助季风直接横渡印度洋，往返于红海与印度之间，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仅仅沿着印度洋的海岸线航行。来自罗马帝国的一些商人甚至远航到印度半岛东南沿海，建立起贸易据点。形成于公元1世纪后半期的希腊文航海文献《厄立特里亚海航海记》叙述了从红海前往印度半岛南端的航线。

汉代中国人由东向西拓展，罗马帝国的臣民自西而东航行，最后在印度半岛对接，从而使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波斯湾、红海。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条跨越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也是当时地球上最长的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与穿越中亚内陆的陆上丝绸之路，构成了连接东西方的两大交通动脉。

二、“一带一路”新丝路战略的时代意义

“一带一路”新丝路倡议继承了古丝绸之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因此和古丝路具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政策出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是迫切的现实需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质，因此超越了传统丝绸之路的内涵。

(一)国内经济社会改革进入深水期

当前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就是“三期”叠加。所谓“三期”，即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方略，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新常态”，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增长的“软着陆”，维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度增长。这就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大资源和市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驱动力和增长点。从当年改革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积极应对、主动出击，体现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进步，决策者的魄力和勇气，也反映了问题之复杂，困难之巨大，挑战之严峻，任务之艰巨。

(二)世界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造业处于下行期，原先具有全球产业竞争优势的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了结构性失衡，新兴经济体加剧了全球工业竞争，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