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扩权背后的概念偷换.pdfVIP

司法解释扩权背后的概念偷换

[摘要]目前我国宪法解释权以及统一法律解释权处于一种权力真空状态，于

是人们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填补这一权力空白。然而根据我国宪法所规范的国家

权力结构，最高人民法院是无力承担起这一重任的。最高人民法院只能统一各级

法院的审判解释。司法解释扩权论将两个概念予以了偷换：一是将“统一司法解

释”偷换成了“统一法律解释”；二是将“最高人民法院是统一司法解释主体”偷换

成了“最高人民法院是统一法律解释主体”。

[关键词]统一法律解释；统一司法解释；宪法解释

法制的统一性不仅要求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还要求不同的执法单位和

执法人对同一法律规则的理解、解释一致。当不同的执法单位、执法人对某一法

律规则的理解、解释不一致时，就应通过专门的机构进行统一解释，以确保对法

律规则理解、解释统一。我国现行法律对法律解释的规范主要体现在1982年《宪

法》第67条、1979年通过198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第33

条，以及1981年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

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上述法律将法律解释权分别授权给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及主管部门，以及拥有地方立法

权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及地方人民政府。这种多元化的法律解释体制受到了许多学

者的非议。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立法权、立法解释权、宪法解释权

以及统一法律解释权，但宪法解释权以及统一法律解释权事实上处于一种权力真

空状态，当各种解释相冲突时，没有一个事实上的最终解释者。而根据法治的他

律原则，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不宜作为法律解释主体，于是，有

学者提出将统一法律解释的功能赋予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在

加强司法机关法律统一解释权一边倒的呼声中，最高人民法院抢滩全国人大常委

会的立法解释权，收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甚至窥探宪法解释权。

在审视上述司法解释扩权论的逻辑时，我们发现其将两个概念予以了偷换：

其一，将“统一司法解释”偷换成“统一法律解释”；其二，将“最高人民法院是统

一司法解释主体”偷换成“最高人民法院是统一法律解释主体”。

一、司法解释的扩权

我国是一种多元化的法律解释体制，由于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法律解

释的冲突，于是统一法律解释成为法制建设绕不开的问题。名义上拥有该项权力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实上并没有行使该项权力，那么谁可以承担法律统一解释的

重任呢?由于受美国经验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应将此大任委由最高人民法院。

而后者也尝试着朝这方面的努力。

(一)抢滩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权

虽然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所有法律的权力，但它并不经常行使这

项权力，从1954年《宪法》第31条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直到

1996年5月1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实施的几个问题的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才第一次以明示方式进行法律解释，

之后又相继作出了五个解释，且人大常委会的解释至今主要集中于刑法领域，很

少涉及民法和行政法。对于这种情形。学界早有非议，认为立法解释无论是从现

实的角度还是从法治的角度，甚至于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而言，都是不应该存在

的。建议取消立法解释，将原有的“立法解释”进行转化后吸纳入立法的范畴，而

被取消的立法解释职能则转化为监督法律的职能。

在这种呼声中，最高法院加大了立法化步伐。司法机关经常脱离具体个案进

行全面、系统而抽象的解释，这种抽象的解释就内容、形式与效力而言与立法已

没有了任何区别。

就内容而言，根据1981年的《决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局限于审

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如果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属于上述规定的范围，那么，1991年《民事

诉讼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随即颁发的长达320条的《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

意见》，以及1999年11月通过2000年3月发布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

则似乎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惯例，只要有新的法律出台，

最高人民法院都会颁布一个与之配套的司法解释。

就形式而言，在1997年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后，

司法解释便采取了法律、行政法规的编排体例。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