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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的精髓

晋商资本中的货币经营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这是一种专

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明中叶之后，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

发展，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全国性的大市场

逐步形成，国外市场也得到了很大拓展。主要表现为：粮食、棉

花、生丝、蔗糖、绸缎、棉布、铁器等成为重要的交易商品，出

现了晋商、徽商、粤商、陕商、江右商等地方大商帮，形成了30

多个大型商业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的

要求。商品流通频繁、货币流通量增大，依赖运送现银进行货款

清算已远远满足不了要求，而靠镖局担任现银运输风险很大。另

一方面，埠际问贸易的开展也使得商品流通区域扩大，出现了不

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问题。这就迫切要求兴办汇兑和存放

款业务的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晋商的商业活动也得到了很大扩展，从明代的半“

天下”发展为清代的遍天下“”，其商业网络已遍布国内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并延伸到整个北亚地区。南起香港、加尔各达，北到

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大阪、神户、横

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城市和阿拉伯等国家，

都有晋商的商业机构。在商业组织形式上，也出现了分“号制”与

联“号制”的运行方式。所谓分“号制”，即财东独立投资或合伙投

资办商号，总商号又分设若干分号于全国各大商埠，而且商号与

分号又可投资办小商号，类似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控制股权

形成的母子公司。所谓联号制，即由财东投资办若干不同行业的

各自独立经营核算的商号。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相互服务、相互

支持，形成类似于现代企业集团的网络体系。从而也为晋商创立

金融汇兑业务的票号奠定了，基础。

票号产生及发展

近年来，学术界比较倾向于山西票号产生于道光初年的说法，

大多数学者认同山西票号的创始人是日昇昌票号的首任经理雷

履泰，第一家票号就是日昇昌。但对于日昇昌的创办年代却有康

熙、乾隆、嘉庆、道光等多种不同的说法。1923年山西省商业专

门学校编著的《晋商盛衰记》在论述票号起源时说：票庄经营，“

为山西极有系统的商业，创始于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问，有

雷君履泰者，平遥县人，领本县达蒲村李姓之资本，在天津开设

日昇昌颜料铺。……乃发明斯业，为金融界开一新纪元焉。雷君时

为日昇昌号执事，慨运款之不便，悯多商之束手，遂创兴汇兑一

法。凡往来银钱，无论大宗小款，皆揽收该铺，代为收交。此响

彼应，无需应现，抵烦一信之通、出纳不爽毫厘。且省路费，免

转运，防劫失，一举而三得焉。”陈其田先生曾经对这些说法进行

过一一考证，得出山西票号创办于道光初年。根据雷履泰的生卒

年代及相关史料，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山西票号至

迟到道光初年已经诞生。

经营金融业比经营商业更需要雄厚的资本，经过二三百年的

经营，晋商已经逐渐具备了这一条件。到清代，晋商百十万“家资

者，不一而足”，仅介休、太谷、祁县、榆次等地拥有700万～

800万、300万～400万，少则30万～40万资产的财东就有114

家。因此，长期经商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为晋商开创票号奠定了

雄厚的资金保障。

晋商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其经商虽以盈“

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才能通有无……近悦远来”，

其处身立世之说与士无异。由于晋商在经营中重信义“，除虚

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反对以卑劣手段骗取钱

财，使其得到长足发展。并且，晋商早期经营的典当、银号、钱

庄、账局等不仅为经营票号积累了大量金融经验，而且培养了大

批专业人才。总之，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晋商自身商业经营规模的

扩大，对金融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晋商商业分支机构的遍布，

雄厚的资本，良好的信誉，以及金融经验的积累均为其兴办专营

汇兑与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创造了条件。

山西票号日昇昌的发展契机是在票号内部经理间争夺权利

之时，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山西票号的繁荣局面。与雷履泰共同

创办日昇昌票号的副总经理毛鸿岁羽，被挤出日昇昌后，投靠介

休北贾村侯氏家族，先后将侯氏设立的蔚泰厚、天成亨、蔚盛长、

新泰厚和蔚丰厚等绸缎布庄改组为票号。这就是山西票号史上著

名的蔚字五“联号”。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