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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版权保护与出版传播

人类文明传承史，从编辑出版学角度来看，就是一部出版文化史。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与

变革，都能从中找到出版活动的创新推动作用。那些能够激发生产力、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

精神文明成果，当承载于出版活动并得到广泛传播之后，其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随即得以

显现。而出版传播的来源——创意的迸发，以及出版活动的扩张——创意的传播，都需要版

权制度的有力支持。在出版活动中，版权保护激励优秀创意，同时也鼓励创意知识的广泛传

播，在作者创意保护和使用者创意利用之间不断营造一种符合社会需要的利益平衡。回溯各

国的社会进步史，当创意资源的版权保护和利用趋于平衡时，社会进步也趋于明显。而当技

术进步或政治因素导致的关系失衡较为明显时，文明创造的积极性和创意资源的利用率将受

到影响，探索通过某种途径重构创造与利用的利益平衡也就成为必然。

数字媒介技术的出现与蓬勃发展对传统的利益平衡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传统出版时代版权是

联系作者、出版商的纽带，数字时代则是全民作者、全民出版时代，版权伴随着人们的日常

生活。在数字时代，版权保护的对象从传统时代的少数精英作者转变为全民出版时代的多数

普通公民，群体更加分散，个性更为鲜明。而数字时代版权资源的利用者也都面临如何获得

正确授权、会不会侵权的困扰，一不小心就会侵权。就出版商而言，相较于传统时代，数字

出版商同样带有全民特征，同时又有着庞大的版权资源，也存在批量盗版危险。面对纷繁复

杂的数字出版版权环境，如何强化版权管理、推动出版传播，应该成为这个时代出版人的历

史使命。

探寻数字时代版权与出版之间的平衡机制，有必要先梳理版权与出版之间的历史互动，然后

对数字环境下版权与出版之间的关系变动展开针对性分析，最后选择一个能够建立新的平衡

机制的推动因素加以实现。

2.1版权保护与出版传播存在不可分割的历史互动

回顾出版史和版权史，我们不难发现版权与出版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历史互动。就一定程

度而言，版权制度的诞生与现代版权制度的确立，都离不开出版活动的推动，而出版事业每

一次里程碑式的发展，也都伴随着版权制度的强力支持。

2.1.1出版活动的规模化发展催生了现代版权制度

版权制度的从无到有，再至现代版权制度的最终确立，始终与出版活动的发展紧密相关。

（1）手抄时代的出版活动仅有朴素的版权意识

就广义的出版概念而言，手抄活动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出版行为。而在这一时期，大多数作者

创作作品不是为自己谋生，而是为政府（法律、历史、税收）、宗教（经书、祈祷书、神职

人员）或教育（学校算术、手写图书），以及其他与非小说领域有联系的具体目的。在西方

封建社会，如果人们把写作当作一种手段，那么一定是为国王、贵族和教堂高级僧侣服务

的，写作者受到他们的保护，并作为一种专职服务人员而不是作品的作者接受他们的物质报

酬。当时文学人士创作诗歌等文学作品，除一小部分人直接从作品创作中享受到了经济权

利，大多数人只是出于自身的精神需要而创作，没有商业性目的。对于抄书人出卖他人作品

抄本的行为，作者不仅不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反而认为宣传了自己的思想，希望别人

传抄，更不会意识到对其创作或传播的作品提出权利要求。加之社会文化普及程度极低，文

化为宗教和世俗统治者所垄断，没有对作品及其传播的广泛社会需求，作品复制者对作品复

制活动也就没有经济动力。因此在这样一种较为原始的出版活动中，写作者并不是现代意义

上的作者；即使某些抄写者是在创造，但由于其创造目的也仅是服务政治、个人欣赏，只渴

望自己的成果能够被广泛传播，缺乏版权意识。

关于早期版权意识的萌动，中外历史中有几件典型事件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并无版权制度存

在。在西方有一个典型的“牛犊归母牛”传说：中世纪的爱尔兰，有位号称“加里多尼亚使

徒”的科伦巴（SaintColumba），有一次去拜访他的老师——修道院院长芬尼安

（Finnian）。拜访期间，科伦巴擅自抄写了老师的作品《萨尔特》，老师发现后大怒，要

科伦巴交出抄本，但遭到年轻学者的拒绝。官司打到国王那里，老师称作品是自己创作的，

他人复制要获得他的许可；而学生称自己抄写副本是为了广泛宣传教义。国王的宣判是：

“牛犊归母牛，副本归原稿。”这一事件中，修道院院长虽然意识到了自己对作品的某些

[1]

权利，但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在中国，《史记》曾记载，在春秋战国时，秦始皇看到《五

蠹》等一系列著作，甚是欣赏，却不知何人所作，问过李斯方知为韩非子，后为得韩非子发

兵韩国。从这一史实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文人尚无版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