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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转向”对当代文化诗学研究的影响---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趋势宋晓忠语言学转向的由来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就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转向的动因从总体上讲,“语言转向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现代逻辑的产生。我们还要注意到,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它是人类理性不断寻求认识的“阿基米德基点”的又一次新探索,它在现代科学革命尤其是数理逻辑技术的影响下,把认识的基点定位于“逻辑——语言”的基础上。它关注于“语词——世界”之间的抽象关联、“语词——规则”之间的形式关联、“语词——现象”之间的经验关联以及“语词——实体”之间的具体关联语言学转向的代表人物从语言学转向的发展来看,有两个对西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另一个则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索绪尔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称为西方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作为一名语言学家所关注的是把语言学建成一门科学,即结构语言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号学。他提出,符号(能指)与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索绪尔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先在”,是受语言符号的规则系统支配的,规则系统决定了所表达的意义。结构主义从这些基本原理出发,建立了各种结构主义的理论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前期的哲学探索主要集中在“存在”(Sein)问题之上,提出了人的“此在”(Dasein)的核心概念。他后期的探索则主要集中在语言问题之上,力图把语言同存在联系起来,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把语言看成是存在的“本真”形式,把语言、诗、思(逻各斯)和存在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概念,彼此间可以互相替换。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词源学分析的语言分析方法,以语言的清晰性、逻辑性、确定性来澄清哲学语言的“虚假性”、“荒谬性”.海德格尔不仅将哲学的方法归结为语言分析,而且语言本身在海氏哲学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海氏的词源学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传统语言观,力图回到原始的、非逻辑化的语言,海氏十分崇拜希腊语,认为西方哲学的无根状态源于哲学由希腊文向拉丁文的翻译.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密不可分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与索绪尔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使得语言学转向朝着人本主义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语言学转向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反响。语言学转向的哲学意义语言学转向在实质上颠覆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世界的本质和人的认识能力问题,颠覆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从而对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以建立新的认知范式,即通过语言去重新考察过去被当作哲学重大问题的世界、本体、思维、认识、意识、经验等等概念。其影响就超出了哲学领域而波及到大多数人文学科,如伦理学、美学、文学理论、历史、宗教等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在语言学转向出现之前的千百年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言观一直是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按照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语言观.语言只是一种工具,是连接人与对象世界的一种工具,它与被再现、被模仿、被表达的事物是同一的。意义只能是对象世界所具有的,是借助语言这种工具表达出来的。而且这种再现、模仿和表达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语言学转向的影响结构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的观点:语言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符号系统,它与对象世界的关系是任意的,没有确定的一对一的固定关系,也不是再现和表达对象世界的工具。语言学转向的影响由于语言符号系统是独立自足的,所谓的“意义”则产生于符号系统的规则,与对象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对结构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来说,语言学关注的焦点只能是符号系统本身,语言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语言符号系统的构成和规则,而语言能否表达对象世界和如何表达对象世界的问题,则被它们放逐出了语言学的领域。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从传统语言观到“符号任意性”和“词物分裂论”转换,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引发了关注文学作品语言的一种广义的“形式主义文学观”和“语言学诗学”的产生,促使了“词与词”的关系取代“词与物”的关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