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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与新《证券法》有效衔接

作者：阮传胜赵润东

来源：《检察风云》2021年第05期

2020年3月1日，修订后的《证券法》正式施行。其中，规定以注册制取代审核制的发行

机制是我国证券市场运行机制之重大变革。

为了与《证券法》的修改相衔接，顺应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客观需求，已于2020年

12月26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相关证券犯罪的法律规定进行了修改。

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运转的核心。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证券市场注册制改革的要义即是

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违规披露或不披露重要信息势必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引发金融风险。修订

后的《证券法》将此部分内容作为证券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重中之重。为了与修订后的《证券

法》保持有效衔接，刑法修正案大幅度提高了对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行为的处罚力度，

有助于将打击证券犯罪“零容忍”的要求落到实处。

同时，刑法修正案将保荐人等中介机构规定为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责任主体，

运用刑罚手段对中介组织的严重失信行为进行有力惩治，回应了注册制改革对刑事立法的现实

需求。

此外，在责任主体方面，为了与《证券法》保持有效衔接，刑法修正案在该罪项下同样增

加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责任条款。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由于其特定地位，有着组织、

指使相关人员虚报、隐瞒、违规披露信息的能力，强化对其追责，符合现实逻辑，也能形成与

《证券法》相关条文的有机联动。

证券发行注册制是我国证券市场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证券法》修改的重中之重。注册

制要求证券发行主体按照《证券法》规定的程序申请上市并规范披露信息。这就必然要求发行

计划、财务会计报告、资信证明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中，证券发行中介机构真实、准

确、完整地提供证明文件、出具证明文件也是不可或缺的。压实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也是施行

注册制极为关键的内容。

为了与修订后的《证券法》保持有效衔接，刑法修正案扩大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

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的犯罪主体范围。在原先的基础上，新增了保荐、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

价、环境监测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使得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规制

的范围更加广泛。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182条第一款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描述中增加了

“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表述，并将原条文各项列举性规定中的类

似表述予以删除。这是因为从目前的证券市场监管实践情况来看，操纵市场行为的最根本特

征，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不当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价和量”，由此造成对市场其他投资者的

误导和严重不公。《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

量”提至“总括”位置，同时为衔接新《证券法》的规定，针对市场中出现的新的操纵情形，增

加对“幌骗交易操纵”“蛊惑交易操纵”“抢帽子操纵”等新型操纵市场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进一步

增强了该条的适用性和体系性。修改后，《刑法》第182条与《证券法》第55条紧密衔接。

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具有高度隐蔽性、专业性的特点。随着证券市场规模和相关配套技术的

不断发展，在刑法条文中对相关罪名的罪状加以明确描述并保留了兜底条款，预留出刑罚惩治

空间。如此修改，有助于依法惩治证券犯罪，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合法

权益。

刑法修正案对上述证券犯罪行为规定的修改，是在《证券法》完成较大规模的修改与已经

实施的背景下完成的。综合而言，修改内容从四个方面对《刑法》的规定予以完善，实现了与

《证券法》的有效衔接：

一是对证券犯罪行为加大了打击力度。为强化行政监管、保障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新

《证券法》大幅提高了欺诈发行、违规披露、操纵市场等行为的处罚力度，刑法修正案对《证

券法》的修改予以及时回应，补齐了违法犯罪成本过低的制度短板。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十分清

晰，就是为了着重解决实践中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秩

序，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即通过提高法定刑，对潜在犯罪人释放明确的信号，表明国

家对此类行为坚决的否定立场，以此达到威慑潜在犯罪行为人、阻遏其实施犯罪的目的。

二是更好地实现了“行刑衔接”。此次《刑法》修改，亦为“行刑衔接”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

律支撑。证券犯罪均为法定犯、行政犯，兼具行政不法、刑事不法的双重特征。亦即违反行政

法律、法规的规定，情节严重的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行政犯是否成立，首先需考察

是否违反前置性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