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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各美其美”与“美人之美”

1990年7月，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学界同仁为祝贺他八十诞辰而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针对自己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的同学艾德蒙·里奇爵士在评述几个中国人类学者的著作时提出的两个尖锐问题作了回复。最后他说：“我们不妨各美其美，还可以美人之美，这是人类学者应有的共识。”后来经过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这“十六字箴言”既是处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关系的重要准则，又是我们传承发展民族文化、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南。

传统文化教育有着多重意义和价值，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大都认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目的，就是促进文化理解，增强文化自觉，培植文化素养，从而树立文化自尊，提升文化自信。所谓的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就是要在知晓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演进史上的独特轨迹、懂得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独特地位、充分认识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巨大贡献的前提下，对中国文化由衷地产生一种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和敬意”，或者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从而自觉地亲近、认同这一文化，有意愿并有能力参与到这一文化的传承发展过程之中，而且具有在不同文化面前传播中国文化的主动意识与责任担当。

但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并不是说只有中国文化才是优秀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就不如我们，将本民族的文化凌驾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之上、沉溺于“遥遥领先”的自大有害无益；也不是说中国文化已经达致至高境界，不需要与时俱进，不需要变化发展，不需要日新又新；更不是说中国文化已经完满自足，臻于至善，可以固步自封，不需要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相反，一种真正自信的文化，同时也包括了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平等对待其他文化，才是文化交流的前提条件。这既是文化内在本质的要求，又是各民族历史的见证。

说到“文化”，这几乎是最令人困惑、难以把握其内涵的一个概念。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说：“英文里有两三个比较复杂的词，Culture就是其中的一个。”英国学者菲利普·史密斯在《文化理论——导论》一书中开篇就说：“不管写什么文章，在起始处给核心概念下个定义都会很有用。但如果要写的是‘文化’，下定义却出奇地困难，甚至可以说是出了名的困难。”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洛厄尔在一篇《论文化》的演讲稿中说：“大概没有什么概念能比‘文化’二字更加难以捉摸。……对‘文化’的内涵进行界定，就像用手捕捉空气一样，其无所不在，但就是无法握在掌心。”学者金开诚先生在《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一文中，则对“文化”为什么如此难以定义，做过一番这样的解释：“文化这个东西虽然人人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它的内容实在太庞大而复杂了，有许多方位，许多层面，许多局部，许多表现；它既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变化发展，又与自然界和社会上许多事物发生联系。同时，研究它的人又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素养，不同的专业。这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就使得问题变得非常复杂。”正因为如此，自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第一次明确给“文化”下定义以来，截至1951年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统计时，八十年间，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的定义就有164种之多。1951年迄今，又是八十年过去了，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定义又不知凡几。

在种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中，我认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根据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的观点，提炼、总结、表述得最为精当。他相对“文明”说“文化”，总结出了“文化”的三个本质特征，其中第一点最为重要：“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有人用“文化是一种存在，文明是一种距离”来说明两者的不同，这种说法说中了问题的要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文化和文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一个特定地区的文化不断延展扩大，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地区成为主导文化时，我们又可以称之为文明；但相对更大范围的文明而言，它又可以称之为文化。这或许是“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用乃至等同的原因。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特别是通信领域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全世界的人们可以前所未有地彼此接近，世界正在被“抹平”，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全球化带来的绝对不只是信息技术、经济的变化，更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变化，是有“文化的全球化”。全球化和它的碎片扫荡过的地方，使得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传统文化被摧毁和破坏，很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