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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解地租率

老友陈支平教授曾在不少场合感叹：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以农立国的国家，以至于今，“历史学界居然越来越少有学者对地主——农民这一最基本的问题有兴趣！”《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的出版，“真是喜出望外”。

这本小书里说的是拟解租佃关系的核心——“地租剥削率”的问题。

说起租佃关系，不免要连带引出许许多多的相关问题，使人目眩，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入手。

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过去有一段时间曾经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可惜的是，农民大起义很少触及地租问题，“文革”时期有一本小册子《罪恶累累的孔府》，却与众不同，谈到了农民的抗租斗争：

一七五八年，滕县佃户四十余人，代表各村佃户，开会决议“共同一局，抢劫官场”，把被孔府霸占的劳动果实，全部收回，绝不留下一颗一粒。七月，秋谷成熟，孔府派来了爪牙进屯分谷。没料到，各村一致行动，将谷子全部运回自家场内。爪牙们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阻挡。佃户们摆好阵势，围住他们，有力地警告说：“绝不分给一柴一粒！”

由于这场大规模的有组织斗争的胜利，佃户们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此后这里的抗租斗争更是不断发生。一七七七年，二十年前领导过抗租的老将陈荣，又串联二十多户佃户，在一个夜晚把地里的麦子，全部收回农民家里；他们把反对孔府的斗争传统，亲手传给了新的一代。……

文章中的几个小标题分别叫作“组织起来，抗租抗差”，“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集体齐退佃，饿死寄生虫”。这样的文字在今日已不多见，语句也十分典型。但问题也出来了，农民的斗争，既然是这样成功，他的成效表现在哪里？显然，农民的反抗和反抗的结果，在这里被割裂了。

如果说反抗的结果，我想，首先就表现在地租率的下降上。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有不少前辈学者利用各地发现的地主家的收租簿，做了地租“实收率”的研究。他们发现，清代以来，地主实收地租，差不多一直是在下降，总括起来，大约下降了二十多个百分点。同时，契约上的规定租额也有相应的下调而不是上升。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在租佃关系研究中，有几个问题，比如地主到底占有多少土地，地租量究竟有多少等，都是研究的重点。有的已获得了一些进展，有的则成为了“老大难”，其中最难解的就是这个地租率问题了。

过去许多学者都曾试图解开这一问题。他们找到了许多地租契约，以了解地租率是如何规定的。可是却忽略了，所谓“规定”并不等于它的“实施”，所以，千件万件地读下来，在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契约面前，地租率的研究仍然无法突破。

关注到地租“实收率”，是改变研究状况的一个关键。但可惜的是，地租实收率的研究却没有与租佃关系联系起来，而是把它归结为粮食亩产量的下降。这在一时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并在学术界引起了好一场争论。如果清代农业生产能力有着如此的下降，那又如何解释清代中国人口巨大增加？清代粮食亩产量即使有所下降，幅度也不会很大，或者是升是降尚在两可之间。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一个略有升降，一个是超过二十个百分点的下滑，这两条曲线怎么能“合”得起来？

如果我们承认，地租量的下降与农业生产能力的升降没有什么关联，只是由于地主、佃户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农民是怎样使地租量下降的？本书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回答这一问题。

不过，如果了解到：过去农民给地主交租的“实收率”只有七八成，地主也不能随意“增租夺佃”，至于“打官司”呢，往往也讨不了好去，……面对这些新的素材，对旧社会的租佃关系如何理解？

其实，这些事在过去都不是什么秘密。如乾隆初年工科官员卫廷璞奏：“迩来人情骄恣，即丰稔之年，亦有抗租不交者。……臣生长粤东，由江南知县行取到部，所见大率如此。”

秦蕙田在一篇经筵讲义中说：业佃之间“始也患业户之侵凌，今则忧佃户之抗欠。盖业户中，其田连阡陌者百无一二，大抵多系奇零小户，其势本弱，一遇强佃抗欠，有吞声饮气无可如何者”，“此皆臣平日所亲见”。

应当看到，影响到地租增减的，并不是那些暴力反抗和武装起事，也不是抗不交租，而是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起眼的行为。

其中首先就是少交租、迟交租、拖欠敷衍等。章有义先生将其归纳为：一是“硬抗”，即不用任何借口，硬行不交或少交；二是“软磨”，即拖延偿租日期，到时不了了之。佃户常常不肯缴足，这就是“硬交不让”之定额租制下的常情，赵冈先生也说，可见地主对佃户并无绝对优势，无法使用暴力逼租，只能开列名册，并无实力去处分刁佃。

据一些学者看来，在定额租下，农民比较容易拖欠。但在分成租下，地主为了保证剥削收入，对佃户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要亲自监督，直接干预。特别是到开镰收割之时，地主或代理人还要亲临现场“临田监收”，似乎就无法“作弊”了。但在实际上，这一制度是否更为“有效”，恰面临了如下的一些问题：

首先，临田监收麻烦多、代价高、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