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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均衡产量的决定一个严格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会选择边际收益为零的产出水平,因为在此点再进一步增加销售就会引起总收益下降。这一选择可由图5-13来说明。对于面对需求曲线d的企业来说,可以通过提供产出水平qm来实现收益最大化目标。当q<qm时,边际收益MR为正值,于是,增加产销量就会使总收益增加(尽管可能并不带来利润的增加);当q>qm时,MR为负值,这时,进一步增加产销量反而会引起总收益下降。通过对(初级)微观经济学的学习,我们知道边际收益与需求弹性之间存在如下关系:当MR=0时,|Ed|=1。也就是说,收益最大化目标下的企业均衡产量qm点的需求弹性为单位弹性。而如果企业遵循的是利润最大化原则,则会选择图5-13中的产量qn,因为在qn点,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由于在qn点,MR>0,存在|Ed|>1,即需求是有弹性的,也就是说具有扩大产销量的市场条件。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企业不会满足qn的产量水平。图5-13收益最大化时的均衡产量3.有约束的收益最大化选择收益最大化的企业既不关注它的生产成本,也不关注它在销售中的盈利状况。在图5-13中的产出水平为qm时,企业的利润有可能为负值。在利润低于正常利润或为负值时,没有企业能够长期生存,企业在长期内是无法承受亏损的。所以,如果假定企业一定会通过其行为来达到某种低水平的盈利能力可能更符合实际。但在这里,维持起码水平的利润的目的是为了企业的生存,是为收益最大化目标服务的。当然,这也不排斥企业在短期内置低水平的利润于不顾而去满足收益最大化目标。在收益最大化目标下,对基本利润水平的顾及会推动企业去选择低于点qm但高于点qn的产量。因此,企业的行为是一种有约束的收益最大化,或称准收益最大化。尤其从长期来看企业的行为都是这样的。二、效用最大化指企业追求的目标是企业内部人员尤其是管理层效用的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被效用最大化代替。效用函数由许多因素决定,其自变量包括薪水、奖金、地位、权力、在职消费、在职闲暇、企业规模(即企业增长)、企业和谐、兴趣满足、自我价值和社会责任等。威廉姆森(Williamson)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经理支出偏好模型,迈里斯(Marris)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增长最大化假说,加尔布雷思(Galbraith)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公司目标转移论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理论阐述。委托-代理理论和内部控制人理论等更使效用最大化目标有了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持。加尔布雷思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因此,权力归掌握土地的地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市场经济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本,所以权力归资本家。而在现今社会中,最重要和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是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因此,企业权力必然归于知识的所有者,即所谓技术结构阶层。另一方面,股份的分散化趋势也加强了技术结构阶层的地位。企业内部权力的转移导致了企业目标的变化,技术结构阶层的收入主要不是股息,而是薪水和奖金,因此企业中掌握实权的技术结构阶层不愿为那些与企业关系实际上疏远的股东承担谋取最大化利润的诸种风险。技术结构阶层追求的是稳定、增长和技术兴趣,也即效用的最大化。根据现代企业理论和信息经济学,企业内的所有人员都是占据信息优势的委托人或内部人,他们与处于信息劣势的代理人或企业所有者(股东)的目标和利益不完全一致,甚至差异很大。他们总是会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去最大化自身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即偏离甚至严重偏离企业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产生道德风险现象。所以,在现实经济世界中,常可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企业业绩平平甚至不断下滑,但工资总额和奖金总额却居高不下甚至呈增长趋势,工资侵蚀利润;企业对一些较有可能造成亏损的项目却积极为之,对一些既无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也无助于节省交易成本的并购却不惜代价地去实践,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管理层追求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企业不必要的奢侈性消费和支出有时十分地惊人,等等。而且,在企业管理层与一般员工之间、在企业高级管理层与一般管理层之间等还存在不同层面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和利益摩擦,其间的博弈往往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代理成本,还使委托人的效用函数更趋复杂。信息的不充分、不对称和市场经济社会中不可预测、不可抗拒因素的存在,为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提供了基础,也为效用最大化目标的实施提供了条件。三、非营利组织行为如果拉大观察的视角,将企业看做基本的微观经济单位和活动主体,那么没有理由将那些以非营利目的为基础运作的微观活动主体完全排除在分析之外。这些活动主体包括慈善基金、为数众多的医院、学校及互助合作组织等。对于这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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