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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教材选文标准的思考

摘要：中学语文教材在选取文章时，首先应当考虑文章的思想内容与社会功效。若仅把艺术成就当作选文的唯一标准，那么“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就有可能被忽略。以部编版高中语文所选名篇《烛之武退秦师》为例，可以明显见到文章重“艺”轻“义”的特点。烛之武因为于己不利而出山，又通过利害关系说服秦君，最终给秦、晋、郑三国都带来了祸患。因此，无论该文辩论艺术多么精湛，其价值导向依然是“贵利贱义”。

中学语文教材选择篇目应当考虑文章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及其社会功效。首先，从思想内容来看，语文教材所选文章要发现“人”，观照个体“人”的生命与情感。以部编版中学语文教材为例，朱自清的《背影》抒写的是父子之情，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表述的是母子之情，林觉民的《与妻书》则传达了作者对妻子及祖国的深沉之爱。毫无疑问，无论是父亲、母亲，还是妻子、祖国，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从而感受世间的真爱。这样的文章情真语真、字字皆泪，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其次，语文教材所选文章要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即从美学的角度肯定选文在艺术上的特点。如《天净沙·秋思》中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与《声声慢·寻寻觅觅》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都是在停连、韵律上下功夫，给人一种音乐的节奏美感。又如，《乡愁》中的每段首句与《再别康桥》中的首尾两段，用到了重章叠句之法，使得全诗意味深长。再如，《断章》中的视角切换用到了空间转移的方法，让楼、桥、明月、窗子等物象融为一体，极尽描摹之能事。可见，无论是审美形式，还是艺术技法，都能给读者带来感官上美的享受，这无疑也是中学语文教材选文的一项标准。最后，语文教材所选文章要具有社会功效，即对文章的现实启示与社会意义作出要求，使读者阅读选文后，能够去反思作品的社会导向功能。比如，戏剧小品《枣儿》，通过老人与男孩的对话，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社会问题。这样的选文，很容易引发读者的反思，提示走出传统的同时，莫要忘记精神的家园。除此，具备教化劝诫的功能，也是文章入选教材的因素之一。例如，荀子的《劝学》告诫我们“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杜牧的《阿房宫赋》则规劝世人不可像秦始皇一样骄奢腐化、淫逸招咎。当然，此项标准更看重对于美好道德与品行的赞美和歌颂。如《白杨礼赞》充分肯定了北方农民独立、坚强、勤劳朴素的品质，而《驿路梨花》则赞扬了隐藏在故事背后的“雷锋精神”。这一选文标准，包含着人性的思考与人生的抉择，它告诉我们优秀的作品要健康积极、有益于社会与国家。

然而，当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与社会价值无法兼顾之时，我们应如何做出选择？换句话说，中学语文教材选择篇目，应当先考虑文章的价值取向，还是要将文章的艺术性放在第一位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现以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烛之武退秦师》一文为例，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就烛之武为人而言，可谓“其才雄辩，其心好利”。郑伯在危难之际求助于他，他不是一心为公、奋身为国，而是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从话中不难听出他对郑伯不能早用自己的怨恨。郑伯以一国之尊不得不屈身向下，表示“是寡人之过也”。随后又不无威胁地指出：“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在这种情况下，烛之武才不得已而出山。显然他不是怕郑国灭亡，而是怕郑亡对己“有不利焉”。为私利而怨君，又为私利而奉命，何谈“高尚品格”“爱国之情”？

再就文章的逻辑起点而言，不外乎“利害”二字。先是郑伯用利害说服烛之武，其次是烛之武用利害游说秦君，再次是秦君因利害权衡而退兵。正如林纾《左传撷华》所说：“天下求文字之紧凑，用‘利’‘害’两字，辘轳为用，移步换形，言简词悚，能使人不得不听者，此篇是也。”在这里，道义缺席，唯有利害。文章所彰显的两位主角——烛之武与秦穆公，在“断章取义”式的文本解读中，其实赞美的是违背信义而获得成功的行为。这样，时时以利害动人，而不知“信义”二字为何物，何以垂范于世？

被课本所标榜的郑、秦联盟，无道义可言。而被郑秦联盟所对付的晋文公，却进退皆以道义为原则。晋文公出兵伐郑，主要原因是郑伯“无礼”。晋文公落难时，多次遭到冷遇，晋郑同姓，本当“兄弟急难”，可是郑文公“亦不礼焉”。故叔詹才会说：“天降郑祸，使淫观状。弃礼违亲……祸无赦矣。”晋文公恩怨分明、无礼必伐，正是向世人宣布“礼”之神圣与不可侵犯。伐郑之无礼，恰恰显示出其对礼的守护。秦师还，“子犯请击之”。如果晋此时出击，惩治背信弃义的秦军，不仅师出有名，而取胜也有相当的把握。正如吴曾祺《左传菁华录》所说：“此时晋人乘全盛之威，敌惰归之众，覆之有余裕矣。”但文公不贪图小利，任其撤军。其理由是：这样做“不仁”“不智”“不武”。之所以说“不仁”，是因秦对己有恩；之所以说“不智”，是因失去了盟军；之所以说“不武”，是因攻盟军不合武德。可见晋文公是一位明于为仁之方、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