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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多元化路径研究

1引言

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下，数字经济已成为时代的主流。甘肃省的中小企业占据了全省企业数量的绝大多数，是推动创新、就业和民生改善的重要动力。在当前环境下，甘肃省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不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成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然而，省内中小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认知不足、企业数字化基础薄弱等问题，导致转型难以有效推进。

中小企业在实施数字化转型时，常常会遇到以下四大障碍：资金短缺、数字化人才匮乏、数字化水平低下及企业对数字化的理解和应用存在不确定性。为解决这些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例如，从技术升级、数字化系统构建及数字化成果应用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此外，还有学者总结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包括核心数字技术的创新、产业链的优化、政府的引导及惠企政策的支持。

然而，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及路径的研究中，仍缺乏综合性的实证研究。目前的研究方法多为质性研究，只能分析单一因素对数字化转型的直接影响，无法全面揭示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本研究引入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多个维度考察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通过构建甘肃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模式的TOE模型，并结合问卷调查数据，本研究深入分析了不同因素如何协同作用影响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这对于中小企业选择适合的转型路径、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2模型构建与研究设计

2.1模型构建

TOE框架是一种全面且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架构，其详细剖析了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维度如何共同作用于组织采纳创新技术的复杂过程。甘肃省的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同样受到了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这使TOE框架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以TOE框架为基石，深入结合甘肃地区的营商环境特点、中小企业的发展脉络、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案例以及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筛选了影响甘肃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并将它们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中，以期构建一个更符合本研究需求的理论模型。

2.1.1技术因素

数字基础设施是指企业在数字化进程中所依赖的硬件平台与软件系统，这些系统涵盖了信息系统、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架构等多个层面。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本文主要参考Martinezetal.[1]的研究，通过深入测量数字技术的实际应用情况来评估其效果。

数字业务跨越强调的是企业如何有效利用数字资源来推动商务目标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与传统业务之间的协同作用显得尤为关键。本研究在Battistonietal.[2]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整合与修订，形成了更具针对性的量表。

数字前瞻姿态体现了企业在面对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和新兴技术时，所展现出的前瞻性和创新性。这种姿态使得企业能够迅速识别和抓住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商机。本文主要借鉴池毛毛等[3]的研究，形成了独特的量表。

2.1.2组织因素

人力资源作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核心力量，是推动企业向数字化迈进的关键要素，对于企业的转型之路至关重要。在本次研究中，采用汝绪伟等[4]开发的量表来量化这一要素。

创新能力是指将知识与创意转化为实际产品或流程的能力，也是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研究参考了吕可夫等[5]为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设计的测度指标量表。

2.1.3环境因素

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如行业盈利水平的波动、产品间的竞争以及市场的激烈拼抢，对企业生存构成了巨大挑战。为评估企业对市场竞争环境的反应能力，本文借鉴了Kammerlohretal.[6]的研究。

行业数字化水平，即企业所在行业的整体数字化发展状况，这也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甘肃省内各行业在数字化进程中呈现出显著的“数字鸿沟”，行业内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产业协同度整体偏低。因此，本文借鉴林艳等[7]的研究，从多个维度对这一变量进行了全面测量。

综上，本文构建甘肃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图1研究模型图

2.2研究设计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以其独特的优势，能够深度处理程度变化与部分隶属的复杂问题，同时，保留了真值表分析在定性数据处理、有限多样性以及组态简化方面的核心优势。此方法不仅具有质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双重特性，更能确保数据的高度精确[8]。鉴于本研究中条件数据的取值不适合简单地划分为0或1的类别变量，本文采用了更为细致的李克特7级量表。因此，本文决定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作为研究的主要方法，以更好地满足研究需求。

本文的量表大多来自英文文献并进行翻译。为适应甘肃省情景并消除翻译和理解偏差，本文邀请符合样本标准的MBA学员（主要是中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