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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披露的经济后果分析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与国外文献相似的，当前国内关于业绩预告经济后果的研究仍集中于财务报告质量和资本市场的影响方面。但与国外研究不同的是：国内学者普遍认同业绩预告的披露会引发更多盈余管理行为，进而对财务报告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而少有研究探讨正面可能性。

薛爽（2001）以1998和1999两年133家预亏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首次检验了预亏公告的披露效应。研究发现，预亏公告引致的股价下跌幅度显著大于年报公布时股价的下跌幅度，表明前者的信息含量大于后者。同时研究进一步发现预亏公司在年报公布前后两个交易日的股票超额回报率为-1.64%，说明预亏信息大部分已被市场消化，强制预亏制度有效地分散了年报风险。基于2001年两交所提出的业绩预警制度，洪剑鞘和皮建屏（2002）则采用“追溯”的方式检验了1998至2000年符合预警要求的公司年报披露时的市场反应，发现市场对该类公司的年报披露给予了强烈的消极负面反馈，公司在披露日的非正常收益率显著小于0，从而证明了预警制度的必要性。同时该研究在比较2001年业绩预警样本在披露日前后非正常收益率后，也证实了该披露机制的信息含量，即业绩预警同样会提前释放年报风险。随着强制披露范围的扩大，蒋义宏等（2003）检验了亏损、扭亏以及业绩大幅变化三种强制业绩预告类型的信息含量，证实了公告类型与公告发布前后平均累计超额收益的符号及高低存在逻辑上的合理以及统计上的显著性。同样采用事件研究法，陈晓和秦跃红（2003）研究表明，业绩预告对股价和交易量有显著的持续影响。

在业绩预告制度建立之初，监管部门对公司业绩预告内容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因此在试行的预亏和预警制度中，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十分有限。多数公告言辞简练、寥寥数语，并未披露具体的预测金额（蒋义宏等，2003）。因此前述研究主要探讨了定性业绩预告的信息含量。在强制业绩预告制度施行一段时间后，公司业绩预告内容逐渐成型。杨德明和林斌（2006）区分定量和定性业绩预告类型后发现，定量业绩预告产生的市场反应更为强烈。该类型业绩预告的市场反应强度与其精确程度呈正比。王冲（2013）则进一步发现定量业绩预告的偏离度不仅会影响公司以后期间披露该信息的市场反应，也会影响投资者对公司盈余公告质量的信心。

除检验业绩预告披露的市场反应及相关影响因素外，我国特殊的业绩预告制度使得修正公告披露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证监会及两交所于2002年要求上市公司，若预测当年经营成果可能为亏损或与上年相比发生较大幅度变动（50%上下），应在第三季度报告中的“经营情况阐述与分析”部分予以警示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

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02年两交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2年第三季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随着中国卖方分析师市场的逐步发展，分析师盈余预测开始成为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并吸引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而业绩预告这类前瞻性信息为分析师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因此国内学者将业绩预告经济后果的研究拓展至分析师行为方面。白晓宇（2009）以上市公司是否按规定发布业绩预告作为公司信息披露政策的表征变量，首次检验了业绩预告信息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信息的披露有助于改善分析师预测行为，即显著增加分析师关注度、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并降低其预测分歧度。在此基础上，王玉涛和王彦超（2012）区分了业绩预告形式和精度差异后发现，相比于定性业绩预告，量化的预告信息对分析师行为的正面影响更为突出，且该效应随预测精度的提高而增加。李馨子和肖土盛（2015）则通过检验业绩预告发布后短窗口期内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变化为二者关系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与业绩预告信息显著正相关。当业绩预告为好消息、点估计形式以及其可靠性较高时，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幅度与业绩预告的正相关关系会更为显著。然而，往期业绩预告的乐观偏差则与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幅度负相关（王玉涛和宋云玲，2018）。此外，廖义刚和邓贤琨（2017）以及曾琦等（2018）验证了准确的业绩预告信息在降低审计费用方面的作用。

上述研究表明，我国实行的强制业绩预告制度为投资者和分析师提供了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该信息披露机制在缓解公司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矛盾、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那么在我国，这样的信息披露机制又会产生怎样的成本呢？对于业绩预告成本，目前国内研究集中于探讨其对财务信息质量的负面影响。郭娜和祁怀锦（2010）在比较了业绩预告披露者与未披露者的应计盈余管理差异后发现，前者盈余管理程度显著高于后者，且强制披露者的盈余管理程度高于自愿披露者。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可能与我国业绩预告的明线监管政策有关，2004年之后监管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