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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工商管理思想的变迁

【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中的私营工商业基本取自由发展的态

势，山泽鱼盐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自汉武

帝实行盐铁官营制度之后形成的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成为其后

历代封建王朝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理论基础。唐、宋时期，刘晏、王安石等继

承传统的轻重论并有所发展，对传统的工商管理政策进行修改，使之继续发挥

了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作用。明、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

市场作用的扩大，轻重论受到前所未有的作用.

自汉武帝盐铁官营之后，国家控制工商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逾的宗

旨，官营工商业由此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在此后的近两千年中，随着商品

经济的逐渐发展和官营工商业的弊端丛生，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

逐渐发生歧变，最后终于被主张工商业私营的理论所取代。本文试图在论述重

论嬗变及其它经济理论兴起的同时，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

对今天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西汉轻重论的产生

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论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

私营工商业逐渐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专山海政策和战国时秦国的

政府控制工商业，但都为时较短和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此，对山泽之利

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秦统一后，继续实行工商

官营政策，对东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富商大贾们被没收财富，

迁离本土。由于秦始皇在统一后仍频繁调动兵马，大兴土木，造成赋役繁苛、

刑罚严酷，从而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秦祚的短促使秦政权只摧毁了东方的私营

工商业，但并未建立适合封建大一统需要的工商业机构和经济理论，因而在经

济结构上并没有真正完成从私营到官营的转型。

西汉建立后，对秦亡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陆贾的“居马上得天下”而

不可“以马上治之”的话，集中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而，汉王朝的当

务之急是政策的根本转变，即变秦王朝的“举措暴众”为无为而治，通过清静

无为来恢复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刘邦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些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措施取得了成效，抑商却仅流于形式。如他规定不准商人衣丝乘马、不准

商人子弟做官等，只是压低商人社会地位的贱商措施，在经济上对商人并无多

大限制。到惠帝和吕后时，“弛商贾之律”，除仍不许商人子弟做官外，其他

抑末措施暂缓施行，实际上放弃了刘邦制定的贱商政策。其后，汉王朝又实行

“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工商自由经营政策，造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

流之物莫不通”的局面。那些在秦代遭到打击的工商业者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

迅速暴富起来，其势力的发展竟远远超过了战国时期，《汉书·食货志》所谓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客观地反映了

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人民富足，国力强大，封建大一

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渐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理论指导就开始从

“无为”向“有为”转化。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

不支持封建政权，在国家急需财政支援时袖手旁观，《史记·平准书》记载他

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七国之乱时，汉军中的一些列侯、封君

为出征向商人借债，长安的大商人除无盐氏外，均拒绝贷给。当汉武帝内外兴

作，耗费巨大，发生严重财政困难时，富商大贾仍然不予支援。雄才大略的汉

武帝想完成名垂青史的功业，单凭农业经济的收入是难以支撑的，而过度征敛

又会导致秦朝速亡之覆辙，于是掌握财富的私营工商业者就成为与汉王朝争夺

经济控制权，妨碍封建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威胁。因此，汉武帝对其采取了

毁灭性的打击，实行盐铁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

机构。这样，从春秋开始的工商业自由经营的主流到汉武帝时终于让位给国家

控制工商业，这也是封建大一统王朝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只是因为秦王朝二

世而亡而有所推迟罢了。

在汉武帝由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的大规模行动之后，到西汉末年，随着认

识的深化和实践的积累，形成了以汇集《管子》作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即

轻重论的理论总结。所谓“轻重”，是先秦时期人们用来说明货币方面问题的

概念，到西汉时逐渐被用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和商品的比价问题，以

达到国家操纵这种比价变化的目的。轻重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

术三部分，三者中以轻重之势最为重要。所谓轻重之势，指封建国家对经济活

动直接参与以控制和垄断社会财富和资源，只允许百姓在国家严格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