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申报书：我国教育法典编纂的框架体系研究.docxVIP

教育科学规划2025年度重点课题申报书、课题设计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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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法典编纂的框架体系研究课题设计论证

一、研究现状、选题意义、研究价值

1.研究现状

当前，教育法典编纂已成为学界热点话题，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讨论，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研究态势。

首先，教育法学研究对实践关注多于知识本身，导致教育立法呈现碎片化状态。从教育立法数量看，目前我国颁布和实施的教育法律已有8部，还有1部与教育相关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前教育法也已纳入立法规划正在制定中，家校协同育人的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然而，这种数量上的丰富并未带来体系上的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现实秩序中存在诸多细枝末节、本可由道德调整的内容或大量短期性政策规定被纳入，不当地扩充了立法调整范围领域。

其次，关于教育法典的讨论集中在规范论维度，包括模式、规范内容及体例等方面。大多数学者尝试从法典化的内容与体例等方面思考教育法典的制定进路，讨论的主题多集中在教育法典的模式、规范内容以及总分则的体例上。例如，王大泉认为教育法的法典化应在填补现有教育法律空白的基础上，采用实质性法典编纂模式予以系统整合、局部创新；劳凯声从跨部门法的视角提出，应首先实现教育法的体系化，其后以总则立法模式形成完整的教育法典；湛中乐立足于部门行政法的定位，主张教育法典应作为行政法典分则部分的一编，以《教育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为基础删改简化后加以“合成”；申素平等指出，教育法典的核心概念决定教育法典地位、模式与体例的选择，而“教育行为／教育法律行为”应当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李红勃认为，教育法典具备“领域性法典”的独立地位，其总则与分则应根据教育关系、教育类型或教育阶段的逻辑进行编排；童云峰等建议，作为独立部门法，教育法典的编纂步骤与结构形态应分别采用“三层递进”和“三位一体”模式；段斌斌则主张，教育法典应采用“主轴模式”，以教育主体统摄法典总则，以教育类型设计分则各编。

同时，也有学者反思知识论维度的衔接问题。但只有极少数学者反思教育法典编纂中如何准确衔接教育法学知识。教育法典编纂的知识论维度则是关于教育法典与教育法学知识的衔接的进一步反思，更加关注教育法典内在的科学性与融贯性问题。面对我国教育法学的研究现状，教育法典的编纂被分割为两种维度：外在的规范论维度和内在的知识论维度。规范论维度是对教育法典的外在形式提出理想性的构造方案，知识论维度是对教育法典内在的科学性与融贯性进行反思。

此外，学界对教育法典基本定位与逻辑主线的认知存在差异，部分观点存在概念混淆或理论误读，个别研究则忽视了特殊背景条件与宪法、法律的相关规范，因而相关问题难有定论。实质主义法典观与形式主义法典观源流不同且各有侧重，目前的争论无外乎对教育法典基本定位与逻辑主线的认知差异。实质主义法典观着重考察法律实质内容是否具有统一性、逻辑性、体系化和系统化之特质，在此观念下，法典通常被称为体系型法典；形式主义法典观认为法典和普通法律的差别更多是数量上的，而非根本性质意义上的。

2.选题意义

我国教育法典编纂具有重大的选题意义。

其一，有利于全面梳理整合现有教育法律法规。编纂教育法典，能确立教育领域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内容及其基本规则，建立自洽、完整、逻辑统一的制度体系，解决现行制度规范间的逻辑关系及表述问题，使教育基本制度在法典中合理安排。例如，通过编纂教育法典，系统研究制度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法律表述上的重复、缺失、结构失衡、概念不统一和矛盾等问题，让教育各项基本制度按照重要程度在法典中得到妥善安排，在法律框架内更为平衡、自洽。

其二，有助于全面研究教育领域综合性法律问题。编纂教育法典需从教育规律、原则出发，思考和设计教育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全局性与整体性问题。单项教育立法因缺乏整体性统筹而出现共性内容面临立法重复和逻辑不自洽的困境，编纂教育法典既有利于弥补教育单行法罅隙，增强法律制度系统性和科学性，又能统筹考虑学校、社会、家庭教育，构建完整服务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制度框架。

其三，能够全面推动教育制度改革创新。可以在现有教育法律基础上整合，改革创新法律依据，也可从教育全局系统思考，改变零敲碎打的方式，将改革实践经验系统集成，与教育改革同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穿透力。

其四，有利于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教育治理体系。编纂教育法典有利于教育法律、制度研究的深化统筹，形成教育制度体系的中国方案，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里程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构建有中国特色、系统完备的教育法典将助力这一目标的实现。

3.研究价值

我国教育法典编纂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为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律支持，完善国家教育基本制度，促进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