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治理：基层公安机关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docxVIP

情感治理：基层公安机关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摘要：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长期以来的理性主义视角下，基层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较为重视制度支撑，强调技术保障，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因素和情感的维度。因此，情感治理话语权逐渐兴起。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基层公安机关可从情感治理的维度，通过落实赋权增能、建构主体身份认同、发挥新乡贤功用等手段方式，切实提升其社会治理效能。

关键词：基层公安机关；情感治理；差序格局

中图分类号：D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2）02-0065-04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当前，“三治”的有机结合确实有力推动了基层治理的发展。然而在理论研究中，人们往往从理性的角度看待基层治理，强调技术保障、重视制度支撑，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的因素和情感的维度。其实在基层实践中，诸如“结对制”“扶贫送温暖”已成为“三治”的有效补充。因此，社会治理不能忽略人的因素，情感治理和制度创新同样重要，两者不宜偏颇[1]，要在理性治理的基础上强化感性治理，使两者共同促进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

一、隐现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情感因素

（一）被理性化遮蔽的情感治理及其可能空间

公共管理在理解和解释行政行为时，往往倾向于理性思维，情感维度则往往被贴上“反理性化”“非正式”的标签，这主要源于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强势传播。根据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程度，韦伯把人的行为分为目的合理性的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四种类型，他认为情感行动是未经理性思考的、没有稳定性的行为[2]116-118。在西方社会的传统意识里，理性是正确的、是稳定的、是具有客观性的，而情感因素则被边缘化。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从韩非子的“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到白居易的“感于心者，莫乎于情”，无不彰显中国重视情感治理的本色。从我国的传统治理经验以及相关理论研究来看，中国的社会治理离不开情感要素的支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格局总体上呈现出科层化、精细化、数字化的趋势，技术、制度邏辑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基层治理逐渐从总体性支配迈向社会化整合阶段[3]。在这样的框架体系下，社会领域不断探索创新治理方式，形成了“网格化管理”“大数据治理”等实践经验，体现出理性治理的逻辑思路和抽象的、刚性的特征。然而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分散的、柔性的、情感的需求逐渐增加，基层治理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二）情感治理的命题回溯

通过查看知网数据库近年来的基层治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当前学界对情感治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展开了研究。

在理论方面，学界主要对情感治理的内涵展开了讨论。这里存在三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一是把情感作为“治理方式”，认为基层工作者在治理的过程中，可运用情感的方式（人情、面子）来完成治理任务，实现治理目标[4]。二是把情感作为“治理对象”，认为通过培育社会共同体的情感，构建和谐社会共同体纽带，为技术制度的效能充分发挥奠定情感基础[5]。三是在结合前两者的基础上，认为情感治理不仅要“以规治情”，还要“以情治情”，从而实现基层治理的合法合理合情的效果[6]。

在实践方面，对内涵定义的不同，形成了实践路径上的差异。把情感作为治理方式的学者认为，“送温暖”是中国特有的工作传统，通过这一方式开启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7]；把情感作为治理对象的学者认为，可通过挖掘和援用内生组织的情感资源、回应和满足居民情感与需求、培育和塑造社区正向情感等实践进路落实社区情感治理[8]；第三类学者提出，既利用“情感”也塑造“情感”，从刚性制度和柔性情感叠加互动的角度，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9]。

情感治理的具体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情感治理和扶贫实践相结合，通过情感仪式化过程构建出国家的在场，从而建构沟通国家与民众情感的渠道[10]；二是把情感治理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相结合，通过推动“公安一元打击与社会多元预防”“程序正义与效果效率”“民众满意与国家安全”“基本公共安全产品与选择性安全产品”等关系，构建政府与个体情感联结以及延伸治理深度[11]；三是将情感治理与“结对制”相结合，以联系群众、扶危济困、社会稳定为导向，建立基层政府与群众的个体化联结和情感化互动[12]；四是通过小事件治理、精细化管理，使居民的情感在社区空间中得以寄托和表达，最终实现社区的善治[13][14]。

综上，可以发现，学界对基层情感治理在内涵、路径以及具体实践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