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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收送礼金问题清单

违规收送礼金问题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政治生态的典型表现，其形式隐蔽、危害深远，需以“零容忍”态度全面排查整治。以下从具体表现、典型场景、成因分析、危害后果及治理路径等维度展开系统梳理，旨在为精准识别、有效遏制此类问题提供参考。

一、违规收送礼金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

违规收送礼金行为并非简单的“钱物交接”，而是通过多种隐蔽手段规避监督，其表现形式随监管环境变化不断“变种”，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六类：

（一）节日节点“温情包裹”

传统节日、干部生日、婚丧嫁娶等特殊时间节点，成为收送礼金的“黄金窗口”。例如，春节前以“拜年礼”名义赠送高档烟酒、购物卡；中秋期间借“团圆祝福”由头递送现金红包；干部子女升学时，管理服务对象以“贺喜”为名送上“升学礼包”。此类行为常以“人情往来”为外衣，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送礼者多选择夜间或非办公场所“上门拜访”，收礼者则以“下不为例”自我开脱。

（二）职务变动“潜规则运作”

干部职务调整、岗位轮换、退休离职等关键阶段，违规收送礼金现象易发多发。新任职干部到岗时，下属单位或关联企业以“接风”名义赠送礼金；拟提拔干部考察期间，利益相关方通过“探班”“慰问”变相输送利益；即将退休干部则可能收受“感谢费”，美其名曰“纪念情谊”。某县交通局原局长李某在调任住建局前夕，收受辖区内5家工程公司负责人“送行费”共计12万元，自认为“退居二线后不会被查”，最终仍被立案审查。

（三）项目审批“权力兑换”

在工程招投标、资金拨付、资质审核等涉及公共资源分配的领域，违规收送礼金是权力寻租的“标配动作”。企业为获取项目中标，会在投标前向主管部门负责人“打点”；施工方为加快工程款结算，以“辛苦费”名义向经办人员输送利益；个体经营者为通过行政审批，将现金夹在材料中“暗箱操作”。某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张某在负责产业园区建设期间，先后收受11家企业“协调费”87万元，最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四）利益关联“长期绑定”

部分干部与管理服务对象形成“利益共同体”，收送礼金从“一次性交易”演变为“长期投资”。企业主每年固定时间以“节日问候”“家庭关怀”为名向干部赠送礼金，干部则在政策倾斜、执法宽松等方面提供“长线回报”。某市场监管局原副局长王某与某食品企业老板陈某“交往”十年，每年春节、中秋收受陈某赠送的2万元现金，累计达40万元，期间对该企业多次违规经营行为“视而不见”。

（五）虚拟载体“技术隐身”

随着移动支付普及，违规收送礼金手段向数字化转型。通过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电子购物卡等方式完成资金输送，备注栏标注“借款”“还款”“节日祝福”等字样混淆视听；利用电商平台“代付”功能，为干部购买商品后直接寄送至其亲属地址；更有甚者通过虚拟货币、游戏充值卡等新型载体转移利益，增加调查取证难度。某市税务局一名干部2022年春节期间，通过微信收取管理企业“拜年红包”12笔，每笔5000元，总金额6万元，自以为“电子痕迹可删除”，最终被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大数据比对锁定证据。

（六）亲属代收“曲线操作”

部分干部为规避直接收礼风险，授意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或特定关系人代为收受礼金。企业主“投其所好”，将现金、购物卡交予干部子女，声称“给孩子买学习用品”；将贵重礼品寄送至干部配偶工作单位，标注“家属收”；甚至以“借款”“投资”名义与干部亲属签订虚假协议，实则为利益输送。某街道办原主任赵某的妻子在其任职期间，多次收受辖区内商户“节日礼金”，赵某本人虽未直接经手，但对亲属行为“默许纵容”，最终被认定为共同违纪。

二、违规收送礼金问题的典型场景特征

通过对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分析，违规收送礼金行为在场景选择上呈现“三偏好”特征：

（一）偏好“熟人圈”渗透

收送双方多为“老关系”，存在长期工作联系或私人往来。例如，干部与辖区企业主因监管关系相识，逐渐从“工作接触”发展为“私人交情”；领导干部与下属因职务隶属形成“上下级情”，下属借节日、婚丧之机“表忠心”。这种“熟人信任”降低了双方的戒备心理，使得礼金输送更隐蔽、更频繁。

（二）偏好“低风险”场合

收送行为多选择非办公场所，如干部家中、私人会所、隐蔽餐馆，或利用出差、调研等公务活动间隙“顺道”完成。某镇党委书记李某在下乡调研时，接受企业主在农家院安排的“便饭”，饭后企业主将装有2万元现金的信封塞至其公文包内，李某以“调研辛苦费”为由收受，自认为“地点偏僻无人知晓”。

（三）偏好“小金额”试探

违规收送礼金往往从“小额试水”开始，逐步突破纪律防线。初次接触时，企业主可能赠送价值千元左右的礼品或购物卡，干部若“半推半就”收下，后续金额会逐渐升级至万元甚至更高。某县自然资源局一名科长最初收受500元购物卡时“内心忐忑”，但见未被发现后，逐渐发展为收受数万元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