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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界限研究——基于“双减”政策下教育培训合同效力的争议

摘要

随着我国“双减”政策的全面深化与落地，一场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深刻教育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着我国的教育生态与社会观念。

这场变革不仅对教育培训行业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更在法律层面，特别是民事合同领域，催生了一系列新颖、复杂且亟待厘清的法律争议。

其中，一个尤为突出和普遍的问题，便是涉及未成年人独立签订并支付的教育培训合同的效力认定。

在“双减”之前，司法实践对于未成年人独立实施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多是从合同标的额、消费性质等方面进行个案化的、相对宽松的审查。

然而，“双减”政策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对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性质、目的与价值，进行了根本性的“负面”评价，将其界定为加重学生负担、破坏教育公平、有违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规律的活动。

在此宏大政策背景下，一个核心的法律难题浮出水面：当一项教育培训服务在宏观政策层面被认为“不适宜”未成年人时，一个未成年人独立签订该项服务的合同，是否还能在微观的民事法律层面，被认定为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有效行为？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这一核心法律争议，聚焦于“双减”政策对《民法典》中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适应性”标准司法认定的深刻影响，通过对相关司法判例的系统性考察，揭示当前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的裁判逻辑流变，并尝试为未成年人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司法审查，构建一个既能回应宏观政策导向、又能在法律解释论上保持体系自洽的、更为精细化的界定框架，从而为统一司法裁判尺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解释法与案例实证研究方法。

首先，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关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制度的核心规范，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等法律与政策文件，进行体系化的梳理与关联性解释，厘清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适应性”标准的传统内涵，以及“双减”政策为其注入的新时代价值取向与公共政策意涵。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的核心在于，将以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法律信息数据库为样本来源，通过专门的关键词检索与精细的人工筛选，构建一个由“双减”政策发布（2021年7月）之后，全国范围内涉及未成年人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教育培训合同效力争议的生效判决所组成的核心案例库。

运用质性内容分析方法，对判决书中的事实认定、争议焦点归纳以及“本院认为”部分的法理阐述，进行深度的编码与比较分析，系统性地归纳总结我国法院在“双减”背景下，是如何区分“学科类”与“非学科类”培训，并如何将政策精神，创造性地融入到对未成年人行为“适应性”的司法判断之中的。

研究结果表明，“双减”政策的实施，已经深刻地、实质性地改变了我国司法实践对于未成年人独立签订教育培训合同效力的审查范式，推动了裁判逻辑从以往单一的“个体能力与财产利益”审查，向“个体能力、财产利益与公共政策价值”相结合的“三维”审查模式的重大转型。

在“双减”之前，法院认定合同是否“适应”，主要考量“标的额大小”与“未成年人个体心智成熟度”两个维度。

而在“双减”之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清晰的“二分法”裁判趋势：对于艺术、体育等“非学科类”培训合同，法院基本延续了传统的审查思路，只要合同金额不过于巨大，通常会认可其效力。

然而，对于数学、英语等“学科类”培训合同，法院的审查标准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判决，不再仅仅纠结于合同金额，而是直接援引“双减”政策的精神，从“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这一更高的价值维度进行审视，并普遍认为，参与加重负担的学科类培训，本身就超出了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所应独立判断和决定的范畴。

因此，即便合同金额不大，法院也倾向于认定该等合同的签订，并非是“纯获利益”且未超出“适应性”标准的行为，进而判定其为“效力待定”的合同，赋予法定代理人以拒绝追认的权利，从而支持其退款的诉讼请求。

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为科学界定“双减”背景下未成年人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界限，必须在司法适用层面，对《民法典》第十九条的“适应性”标准，进行一种与时俱进的、融入了公共政策价值的“目的性扩张解释”。

该解释的核心在于，“适应性”不仅包含了对未成年人个体“智力”与“财产支配能力”的考量，更应包含对其所实施行为是否符合国家与社会为其健康成长所设定的、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价值期待”的考量。

在教育培训领域，“双减”政策已经为司法审查，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外在的“价值参照系”。

据此，司法者应构建一个“双阶层”的审查模型：第一阶层，进行类型化审查，即首先判断案涉合同指向的服务，是属于国家政策鼓励的“非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