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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惩戒“失范”现象及纾解策略

摘要：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为教育惩戒提供了法律遵循，成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依据和标准。然而，小学教师在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依然存在“失范”现象，包括惩戒目的“重惩轻戒”、惩戒形式“重罚轻育”、惩戒效果“重短效轻长效”。究其原因主要是教师对教育惩戒与体罚界限认识不清，学校对教师教育惩戒指导与监督不力，家长参与监督教育惩戒程度较低，社会对教育惩戒政策宣传不到位。为此，学校需要加强教育惩戒专题培训、建立制度化的教育惩戒实施细则及邀请家长参与教育惩戒过程，还需要社会加大对教育惩戒的宣传，以期规范教师教育惩戒，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关键词：小学教育惩戒“失范”现象

2020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简称《规则》），为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规范依据。但在具体实践中，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时存在目的上“重惩轻戒”、形式上“重罚轻育”、效果上“重短效轻长效”等“失范”现象，不仅违背了育人的初衷，将教育惩戒异化为体罚或变相体罚，而且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依法执教背景下，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教育惩戒“失范”的问题，把握实践困境，让教育惩戒走出“失范区”，落实教育惩戒的育人价值，推动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小学教育惩戒“失范”现象的表现

《规则》对教育惩戒的概念、目的、形式、实施原则等都进行了明确规范，强调了教育惩戒的育人属性。因此，教育惩戒的实施必须在相应法律框架内进行，凡是与相关法规有所冲突的教育惩戒行为，都不属于教育系统中的“惩戒”，而是教育惩戒“失范”现象。这些“失范”现象导致惩戒在教育领域没有发挥应有的效能、没有实现教育性转化，阻碍学生的健康成长。

（一）教育惩戒目的“重惩轻戒”

在教育惩戒尚未形成统一界定之前，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其含义进行了解读，并达成了一个普遍共识，即在教育惩戒过程中，“惩”是达成目标的手段，而“戒”直指目的，也就是通过教育惩戒来规范学生的不良行为，使其具有育人性的意蕴。直至《规则》中对教育惩戒作出了正式的书面界定，指明了教育惩戒的实施要基于教育目的，促使学生主动认识并改正错误。因此，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目的并非让学生迫于惩罚而被动服从，而是以“惩”为手段，引导学生深刻认识自身错误，以此培养他们的规则意识，减少或消除其不良行为。然而，部分教师对学生不良行为的规范仍聚焦于“惩”，在教育惩戒措施实行后，对学生的引导与教育便戛然而止，“戒”的教育宗旨难以实现，脱离了对学生越轨行为的德育旨趣。［1］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学生自身的否定，忽视了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反观滥用教育惩戒事件，正是教师把“惩”作为了教育惩戒的目的，扭曲了其育人价值和功能，从而模糊了惩罚与教育惩戒之间的区别，将其异化为体罚或变相体罚。为此，在教育惩戒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必须明确“惩”只是手段，“戒”才是目的。正如夸美纽斯所言：“犯了过错的人应当受到惩罚，但他们之所以应受惩罚，不是由于他们犯过错，而是要使他们日后不再犯。”［2］

（二）教育惩戒形式“重罚轻育”

教育惩戒形式是教育惩戒实施主体针对学生违反学校规章制度、行为准则或道德标准等情形所采取的管理和矫治措施。这些措施旨在维护学校纪律，促使学生形成规则意识、责任意识，也就是教师通过适当的教育行为，促使学生主动认识自身的不良言行并改正。然而长期的教学实践表明，部分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时，倾向于选用“以罚代教”的方式。这种方式过于依赖“惩罚”来制止和纠正学生的不良行为，却偏离了教育惩戒的“教育性”原则，从而弱化了教育惩戒的育人本色。具体来看，王呈祥将惩罚从形式上分为了体罚、物罚和心罚的三种类型。［3］当下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方式中仍有罚站、罚抄作业、揪耳朵、大声斥责等，这些方式是以对学生身体和心理施加压力与痛苦而达到使其不再犯错为目的，体现了体罚和心罚的特点。但《规则》第七条至第十一条已列出了教育惩戒形式细则，并在第十二条明确列出了七类禁止性不当教育惩戒行为，即教育惩戒的“负面清单”，包括身体伤害、超限度惩罚、言行侮辱贬低、因学业成绩、个人情绪实施惩戒等，指明了不得有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显然，当前“以罚代教”的方式与惩戒育人宗旨有所背离，是教育惩戒“失范”的突出表现。这不仅影响学生的健康发展，还阻碍教育事业的进步。为此，教师必须以《规则》为指引，以教育性为原则和目的，摆正“教育惩戒是理性的育人手段，而非仅仅是教师管理和控制班级的手段，决不能为了惩罚而惩罚”［4］的态度。

（三）教育惩戒效果“重短效轻长效”

教育惩戒效果是指教师根据学生违规违纪行为的具体情况采取惩戒措施后，学生认识到错误、改正错误的状态与程度。［5］换言之，就是教育惩戒行为能否使受到教育惩戒后的学生对自己的不良行为形成正确的认知或使其情感上产生愧疚、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