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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军事财政与资源调配

引言

翻开宋元两朝的历史长卷，军事与财政的交织始终是贯穿其间的主线。北宋”积贫积弱”的困局、南宋”偏安江南”的挣扎、元朝”混一寰宇”的恢弘，背后都藏着军事需求与财政资源的激烈碰撞。从汴梁城的三司官署到临安府的户部文案，从蒙古草原的斡耳朵到元大都的万亿库，每一道调兵的诏令、每一笔军费的拨付、每一粒军粮的转运，都在诉说着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道理：战争不仅是刀枪的较量，更是钱粮的比拼。本文将沿着时间脉络，深入剖析宋元两朝如何在军事压力下构建财政体系，又如何通过资源调配支撑庞大的军事机器，其间的经验与教训，至今仍能引发我们对”国之根本”的思考。

一、北宋：军事财政体系的奠基与困局

1.1禁军制度与”养兵”传统的双重推力

北宋的军事财政，从根子上离不开”强干弱枝”的禁军制度。太祖赵匡胤以兵变立国，深恐地方割据重演，故将全国精锐集中于中央，形成”禁军”主力。至仁宗朝，禁军数量已从太祖时的20万激增至82.6万，加上厢军、乡兵等，总兵力突破125万。如此规模的常备军，首先带来的就是惊人的军费开支。

当时有个说法：“养兵之费，占天下之六七。”仁宗朝大臣蔡襄曾算过一笔账：禁军每人每年开支约50贯，厢军约30贯，仅禁军年支出就达4130万贯，占财政总收入的70%以上。这些钱要用来买粮、制甲、造箭、发饷，还要支付将领的俸禄、边防的城防工事。更麻烦的是，北宋实行”更戍法”，军队定期换防，“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但换防的差旅费、沿途的补给消耗，又像滚雪球般增加了额外开支。

1.2财政来源的多元探索：两税、专卖与”和籴”

为了填满这个”吞金兽”，北宋的财政体系不得不”多管齐下”。最基础的是两税——夏税征钱，秋税征粮，这是农业社会的根本。但两税收入有限，且受年景影响大，于是朝廷盯上了”专卖”这块肥肉。盐、茶、酒、矾等生活必需品由国家垄断经营，其中盐利最丰。仁宗时，仅解州盐池一年就能赚715万贯，相当于全国两税收入的1/3。

可光靠税和专卖还不够，军队要吃饭，尤其是西北、河北等边陲重镇，驻军多、产粮少，必须从内地调粮。这就有了”和籴”——官府出钱向民间收购粮食。说”和籴”是”和”，其实很多时候是强买。比如陕西路，官府常拿”交子”（纸币）或”盐引”（换盐的凭证）抵粮钱，这些”纸”在市面上贬值严重，农民实际拿到的钱比粮价低一半。更苦的是运输，从江南运粮到开封，每石粮的运费要300文，而粮价才400文，“运一石，费三石”的情况并不少见。

1.3资源调配的结构性矛盾：冗兵、冗官与”积贫”困局

北宋的军事财政，最终陷入了”越养兵越穷，越穷越要养兵”的死循环。一方面，为了防范兵变，朝廷坚持”养兵弥乱”，逢灾年就招募流民为兵，美其名曰”收为兵则无盗贼”，结果兵额越滚越大；另一方面，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赶不上支出——真宗朝岁入4721万贯，岁支4973万贯，已入不敷出；到仁宗朝，岁入虽增至1.26亿贯，但岁支高达1.3亿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更要命的是资源调配的低效。主管财政的”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与掌管兵权的枢密院互不统属，三司不知道前线具体需要多少粮饷，枢密院也不清楚财政家底有多厚。有次西北前线告急，三司急调20万石粮，结果运到才发现当地粮仓早已爆满，而另一处边寨却饿了三天肚子。这种”头痛医头”的调配方式，让本就紧张的资源更加捉襟见肘。

二、南宋：偏安局面下的财政转型

2.1北方丧失与财源重构：从”农本”到”工商”

靖康之变后，南宋丢失了中原沃土，原本占两税40%的河北、京东、陕西等地赋税化为乌有。但”塞翁失马”，失去北方的同时，南宋被迫转向东南，反而激活了工商业的潜力。当时有句民谣：“苏湖熟，天下足”，江南的水稻一年两熟，粮食产量激增；临安、泉州、广州的商船往来如织，市舶司（海关）的收入从北宋时的50万贯增至南宋的200万贯；景德镇的瓷器、两浙的丝绸、四川的蜀锦，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商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从北宋的30%涨到50%以上。

这种转变直接影响了军事财政的来源。以前靠北方的小麦、小米，现在靠江南的大米；以前靠内陆的盐池，现在靠东南的海盐（两浙盐利一年能赚2000万贯）；以前靠农民的两税，现在更依赖商税、关税和专卖。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绍兴年间，朝廷为了给淮西驻军筹粮，不再像北宋那样强征民粮，而是在杭州、建康（今南京）的米市设”和籴场”，用现钱收购商米，商人见有利可图，纷纷从湖南、江西运粮过来，不到三个月就凑齐了10万石。

2.2新税种的创设与民间负担：“经总制钱”与”月桩钱”的无奈

但南宋的军事压力比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淮河沿线驻有40万大军，四川防线10万，荆襄10万，加上水军，总兵力仍在百万左右。为了凑军费，朝廷不得不创设各种新税种，最有名的是”经总制钱”和”月桩钱”。

“经总制钱”是把各种零散的杂税汇总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