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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病害及防治现状文献综述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鱼类生产国和出口国，水产养殖量已超过野生渔业产量(石建高和毕士川2004)。据《2019中国渔业统计年鉴》记载，我国2018年水产品养殖总量高达4991.06吨。然而，我国大多数的水产养殖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往往会通过增加养殖密度的方法来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却轻视养殖过程中出现的病害，从而造成了一系列水产病害的爆发(陈爱平等2011)。与此同时，由于我国水产专用渔药的缺乏，对于药物剂量的使用也缺乏相关的标准，因此药物滥用和过量使用的现象时常发生。长此以往，势必会带来水产品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的问题。然而高密度、集约化养殖已经逐渐取代传统养殖，成为了未来水产养殖业发展的方向，因此研究并解决水产病害问题成为了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1水产病害发生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水产养殖业的飞速发展，养殖方式也逐渐从传统的养殖管理方式转变为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方式，而这种养殖方式的转变，也导致了水产养殖生态环境的恶化，病害频发。加之我国水生动物防疫工作落实不到位、病害防治措施单一、养殖区域规划不科学、病害快速诊断能力缺乏、药业落后、研发能力弱等原因，水产养殖病害呈现出疾病种类多，发病时间长，控制困难等特点(陈爱平等2011)。据不完全统计，在2002年～2009年，我国各地水产养殖病害平均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百亿元(吴淑勤和王亚军2010)。目前，我国水产养殖中的病原主要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等(吴淑勤和王亚军2010)。其中传统养殖鱼类已知病害多达百种左右，名优养殖鱼类病害约有50多种，特种水产动物病害也日益严重(朱丽娅和普家勇2015)。与此同时，由于国际水产贸易的往来，一些携带病原的鱼苗被引入国内，这也加大了水产病害防控难度(Subasinghe2005)。

1.2水产病害防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药物防治、生态防治以及免疫预防作为水产动物病害防治主要的三大措施，各有其优缺点。药物防治作为控制各类水产病害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在我国的水产病害防治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杨先乐和黄爱平2002)。生态防治的基本原理是利用养殖对象的自身特点和生活习性而进行防治病害的一种方法和手段，然而这种治疗手段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对水产病害的防控还不能发挥较大的效果。免疫预防虽然可增强水产动物的免疫力，且具有环境友好、无药物残留等优点，在水产病害的防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王玉堂2013)，但目前渔用疫苗的推广和应用进程还十分缓慢。因此，药物防治仍是水产养殖过程中防治各类病害防治的有效措施。

我国渔药种类繁多，在病害防治中主要用到的几类化学药物可分为：

(1)消毒剂

目前全球范围内使用的消毒剂主要有氯制剂、福尔马林、生石灰、高锰酸钾等(Sitjà-Bobadillaetal.2006;Fajer-Avilaetal.2007;Sharpetal.2004)。

(2)抗菌药

目前，水产上使用的抗菌药主要来源于医用抗生素，如土霉素、红霉素、恩诺沙星、四环素等(GESAMP1997;Primaveraetal.1993)。

(3)驱虫剂

水产使用的驱虫剂大多数也是从人用、兽用、植用药物上移植而来，例如甲苯咪唑、吡喹酮、鱼藤酮、托曲珠利等用来治疗水产中的寄生虫病(Kathariosetal.2006;KimandCho2000;SchmahlandMehlhorn1985;Schmahletal.1988)。一些有机磷农药，如敌百虫、甲基吡啶磷等对水产养殖中的吸虫、甲壳类寄生虫的生长繁殖也具有抑制和杀灭作用(Prettietal.2002;Roth2000;GESAMP1997)。

然而，由于水产病害爆发的越来越频繁，在水产病害防治中出现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我国渔药研发的水平还处于落后阶段，大部分的渔药主要来源于人用、兽用药物，无水产专用原料药。然而这些药物在水产上的使用方式、使用剂量在我国尚未有明确的使用规范，因此在使用过程中滥用和过量使用的现象时常发生，从而导致了药物的残留和耐药性提高的现象(Kimetal.2004;李国烈等2012)。由于病原耐药性的增加，养殖户就需要使用更大的剂量来控制病害，从而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这也加大了水产病害防治工作的难度。除此之外，大量使用化学药物也会造成药物的残留以及养殖水环境的恶化，以至出现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近年来，许多药物毒性大，易残留，对环境污染较大的药物，如氯霉素、孔雀石绿等药物已被国家禁用(白晓宁2010)，因此在以后的渔药研发中，免疫防治技术和开发无公害渔药应作为控制水产病害的首选。天然植物，特别是药用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