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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容教养”到“专门矫治教育”：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演进

2021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将实施多年的“收容教养”制度正式调整为“专门矫治教育”，这一变化并非简单的名称更迭，而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理念从“惩戒约束”向“教育挽救”深度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回溯70余年发展历程，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始终围绕“如何对待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这一核心命题演进，从早期的“行政化收容”到如今的“法治化矫治”，从单一的“场所管教”到多元的“系统帮扶”，每一次调整都折射出社会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认知深化，也为迷途少年铺就了更具温度的回归之路。

初创期（1949-1978）：收容教养的“行政化起步”——以管控为核心的保护雏形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秩序亟待重建，针对流浪儿童、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我国借鉴苏联经验，逐步建立起收容教养制度。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行政主导、管控优先”，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司法保护理念。

制度背景：应对社会治理需求的“应急举措”

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孤儿、流浪儿童因战争、贫困流离失所，部分未成年人受不良环境影响出现小偷小摸、扰乱社会秩序等行为。为解决这一问题，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首次提及“对少年犯应当设置少年犯管教所进行教育改造”，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文，明确对“年满13周岁不满18周岁、犯罪情节轻微、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可送至收容教养场所进行管教。此时的收容教养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性强制措施，目的是通过集中管控防止未成年人再次危害社会，兼具“救助安置”与“行为约束”双重功能。

实践特征：场所化管教与简单化矫治

这一时期的收容教养场所多为“少年犯管教所”或“收容所”，管理模式参照成人劳改场所，以“劳动改造+纪律约束”为主：未成年人需参加农业劳动、手工生产等体力劳动，同时接受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矫治内容缺乏针对性，无论未成年人是因家庭贫困、心理问题还是同伴诱导出现不良行为，均采用统一的管教方式；司法介入程度低，收容教养的决定多由公安机关单方面作出，缺乏听证、申诉等程序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诉求难以得到体现。

尽管这一阶段的制度存在“重管控、轻教育”的局限，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它为流浪未成年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蔓延，为后续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转型期（1979-2011）：收容教养的“法治化探索”——从管控向教育的理念萌芽

改革开放后，我国法治建设逐步推进，未成年人保护意识觉醒，收容教养制度开始从“行政化管控”向“法治化教育”转型。1979年《刑法》、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先后出台，为收容教养制度赋予了更多“教育属性”，但实践中仍存在诸多瓶颈。

法律框架完善：明确“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明确“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方针为收容教养制度的转型提供了法律依据。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进一步细化收容教养的适用条件，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也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同时将“工读学校”作为收容教养的重要场所，强调“矫治与教育并重”。

这一阶段，收容教养的决定程序也逐步规范：需经公安机关调查、教育行政部门评估，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由公安机关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相较于早期的“单方决定”，增加了程序透明度，但仍未完全纳入司法审查范畴，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异议权难以充分保障。

实践困境：制度定位模糊与矫治效果有限

尽管法律层面强调“教育优先”，但实践中收容教养仍面临三大难题：

定位模糊：收容教养既不属于刑事处罚，也不属于行政处罚，性质尴尬，导致实践中存在“降格适用”（对本应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适用收容教养）或“扩大适用”（对轻微不良行为未成年人过度收容）的情况；

场所短缺：工读学校数量大幅减少，从1966年的200余所降至2010年的不足100所，且多集中在大城市，偏远地区的未成年人难以获得收容教养服务，不得不面临“要么放任不管、要么刑事处罚”的两难选择；

矫治同质化：工读学校的教育内容仍以“文化课+纪律管理”为主，缺乏针对未成年人心理问题、家庭环境的个性化矫治，部分未成年人在收容教养结束后，因缺乏后续支持再次陷入不良行为，矫治效果大打折扣。

典型案例：2008年，15岁的小杨因多次盗窃被送入某工读学校，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