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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的监管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虽然共享单车的雏形诞生于国外，但我国共享单车的发展进程与国外相似，从2016年开始兴起并不断发展、成熟，带来利好的同时也滋生诸多问题:无序竞争、单车投放、回收问题、押金信息安全问题等等。也正是因为共享单车的热潮，吸引了大量学者的注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剖析，主要有:

1.1关于共享单车性质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共享单车的性质，分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商业经济视角，提出共享单车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新产品，是“互联网+”技术下的新产物，企业向消费者提供产品及服务，使用者向企业支付钱，是一种典型市场交换行为；如秦铮、王钦(2017)认为共享单车是平台匹配供需，通过转移共享单车一段时间的使用权来获利。“而另一种是产品属性视角，认为共享单车是准公共物品，认为共享单车只是由企业提供、政府监管的一项公共服务[1]。例如朱富强(2016)认为共享单车是公共物品，共享单车作为混合公共物品会带来搭便车的问题，还会引发强烈的负外部性。目前来看，随着共享单车行业的发展以及政府部门的重视，共享单车的公共属性越来越强，逐步成为公共交通的一部分[2]。

1.2共享单车的社会问题研究

庄晓玲(2019)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用户的押金面临着被单车企业挪用的风险，共享单车企业不公布押金运营的过程，在共享单车企业经营不善时，没有现金流支撑，就可能发生侵犯用户合法权益的问题[3]。共享单车的投放大潮过后,共享单车运营环节的回收与转化问题已成为现在亟待解决的难题。魏子凌(2019)认为有如下原因影响力单车回收:用户使用后不规范停放，造成回收不便；企业前期投放太多外加回收不及时，造成所需回收的车辆基数大；回收价值小；政府对单车回收监管少，且与公司并不能达成良好的合作，造成了废弃单车无人管的现状[4]。王林、荆林波(2019)提出由于共享单车行业发展太快又缺乏监管导致了诸多的问题，例如单车恶意损坏，信息安全评级较低，监管方法陈旧，监管方式一刀切，企业逃避回收责任等问题[5]。

1.3共享单车运营的政府监管研究

纵观现有研究，以往多聚焦于公共自行车系统的重调度研究(如Shu等，2013)，而近几年有学者开始关注共享经济和共享单车的政府监管问题[6]。从探求共享经济背景下政府监管平衡点的角度,如陈元志(2016)从构建政策分析框架的视角入手，提出的谨慎型监管框架拓展为创新友好型政策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共享经济的监管实践，他提出政策设计者可以对创新实践有针对性的采用“日出条款”和“日落条款”，在控制政策风险的同时，给予创新更多空间[7]。罗英和钟光耀(2018)指出共享经济对传统政府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亟待进行制度创新以迎接技术创新，他们提出要构建合作监管体制，建设网上信用平台,提升消费者信息处理能力和发挥非正式监管的作用[8]。

以上文献指出对共享经济的监管应采用鼓励创新和坚持底线的思路，而Miller(2015)指出共享经济各项目应当实行差异化监管，共享单车作为共享经济领域中的新热点，十分有必要对其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创新监管模式[9]。为此，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探索，如谭袁(2017)指出要解决共享单车现存“底线竞争”问题，不应当以限制市场竞争行为代价，而应聚焦于处理由共享单车引发的社会性问题，并通过要求运营商制定自律性规范且要求其严格执行来实现共享单车的良好运营图[10]。金晶和卞思佳(2018)则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进一步指出共享单车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为政府引导、推广、建制，企业运营、保障、创新，用户群体参与、配合、反馈，相关社会组织和舆论媒体协调、宣传、监督[11]。张丙宣和华逸婕(2019)从合作监管的视角梳理我国共享经济监管的政策和实践，分析共享经济监管的类型、动态演进过程和最优监管的实现方式，并提出在理想状态下，平台监管及其长期形成的平台生态是最优监管可能的实现方式之一[12]。

共享单车法律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开始大多是指导性的文件，缺乏强制约束力,后来押金的问题暴露出来后，对于押金的法律监管才逐渐多了起来，沈吴冕(2021)提出在《电子商务法》的规范下，企业仍然不把押金退还给用户，还存在政府监管不力、处罚力度小、押金追责难的问题[13]。阮蕴凡、沈雨萱、王逸、王义全(2020)认为押金方面的法律法规缺失、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政府就押金问题不作为是押金难退的原因，政府应督促企业退还押金。除了押金问题，共享单车专门法律的缺失,致使政府面对特殊情况时无法可依[14]。薛众元、阳娇娆(2018)认为专门性法律的缺失，会造成共享单车交通事故导致的民事责任、违规乱停乱放引发的行政责任、恶意使用单车导致的刑事责任等案件无法合理裁决。在法律位阶上，关于共享单车的法律法规仍处于较低的位置上，法律效力相对较小。共享单车法律问题，主要原因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