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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矫治学校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的困境与破局之道

专门矫治学校作为矫治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关键阵地，其招生范围的界定始终与社会治理需求、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紧密相连。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流窜至异地作案的外地户籍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逐渐增多，“专门学校是否适合招收外地户籍未成年人”这一问题，不仅关乎矫治工作的公平性与覆盖面，更折射出未成年人保护与社会治理的深层命题。

从现实需求与法治精神来看，专门矫治学校招收外地户籍未成年人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实施专门教育，这一保护与矫治的权利并不因户籍差异而有所区别。外地户籍未成年人即便流窜至异地，其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的特质、需要特殊保护与矫治的需求并未改变。若因户籍限制将其排除在专门矫治学校之外，这些未成年人可能因缺乏有效干预而继续游走在违法犯罪的边缘，既损害其自身成长权益，也给社会安全稳定埋下隐患。专门矫治学校的核心使命是“矫治”而非“排斥”，户籍不应成为阻碍未成年人获得矫正机会、回归正途的壁垒。

然而，实践中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的招收难题确实客观存在，成为制约招生工作推进的现实瓶颈。最突出的问题便是监护责任的缺位：部分外地户籍未成年人流窜异地后，其监护人可能远在原籍，甚至存在联系不上、身份难以核实的情况；还有些监护人因自身责任意识淡薄或对未成年人行为失望，明确表示不愿配合矫治工作，导致专门学校在开展家庭联动矫治、落实监护责任时陷入被动。此外，地域差异带来的生活习惯、语言沟通障碍，以及矫治费用分摊、矫治后安置衔接等问题，也给专门学校的管理与矫治工作增加了难度。这些现实困境，让部分专门学校对招收外地户籍未成年人持谨慎态度，甚至产生“不适合招收”的顾虑。

但这些现实难题并非不可破解，不能成为否定招收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的理由。恰恰相反，这些问题更需要通过制度完善、机制创新来回应，而非简单以“户籍限制”回避矛盾。专门学校是否适合招收外地户籍未成年人，关键不在于“户籍”本身，而在于是否建立起适配异地未成年人矫治需求的支撑体系。

破解这一困境，首先需要强化跨区域协作机制。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应建立联动平台，对流入本地的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及时核实其户籍信息、监护人情况，通过异地协作联系原籍相关部门与监护人，明确监护责任，督促监护人配合矫治工作；对确实无法联系监护人或监护人无监护能力的，可由民政部门指定临时监护人，保障矫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专门学校需优化内部管理模式，针对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的特点，提供个性化矫治方案，包括语言适应引导、生活关怀帮扶等，消除地域差异带来的隔阂；同时，建立跨区域矫治衔接机制，与未成年人原籍的学校、社区、司法所等建立沟通渠道，确保矫治期满后能够顺利回归家庭、学校或社会，避免“矫治脱节”。

此外，还需完善配套保障政策。明确外地户籍未成年人在专门矫治学校的经费保障机制，避免因户籍差异导致矫治资源分配不均；将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的矫治工作纳入地方社会治理考核体系，推动相关部门主动履职、协同发力；通过法治宣传教育，强化监护人的责任意识，引导其重视未成年人的矫治与成长，避免“甩手不管”的情况发生。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专门矫治学校作为特殊的教育矫治场所，其招生工作应坚守“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打破户籍壁垒的束缚。虽然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的招收面临监护配合、跨区域协作等现实挑战，但这些问题通过制度完善、机制创新完全可以得到有效解决。专门学校不仅适合招收外地户籍未成年人，更应主动承担起这一社会责任，通过构建跨区域协同、全链条保障的矫治体系，让每一位有需要的未成年人都能获得平等的矫治机会，在专业的引导下走出行为误区，重归人生正途。这既是专门矫治学校的使命所在，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