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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公共管理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练习题及答案

2025年公共管理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

一、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20分）

1.整体性治理

整体性治理（HolisticGovernance）是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于英国的公共管理理论，旨在解决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治理问题。其核心主张通过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协同合作，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建立无缝隙的治理体系。具体表现为：在横向维度上打破部门壁垒，建立联合行动机制；在纵向维度上推动中央与地方、上级与基层的政策衔接；在服务对象维度上以公民需求为导向，提供“一站式”“全周期”服务。典型实践包括英国的“联系政府”（Joined-upGovernment）和我国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强调治理主体的协同性、治理过程的连贯性和治理结果的有效性。

2.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政府为实现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是连接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的桥梁。根据不同分类标准，政策工具可分为自愿性工具（如家庭与社区、自愿性组织）、混合性工具（如信息与劝诫、补贴、产权拍卖）和强制性工具（如管制、公共企业、直接提供）。其选择受政策目标的复杂性、政策问题的特性（如紧迫性、外部性）、政策环境（如政治可行性、社会接受度）以及工具本身的成本-收益比等因素影响。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碳税（强制性工具）与绿色补贴（混合性工具）的组合使用，体现了政策工具的多元适配性。

3.公共服务标准化

公共服务标准化是通过制定和实施统一的服务标准，规范公共服务的内容、流程、质量和责任，以提升服务公平性、可及性和效率的治理方式。其核心要素包括服务事项清单化（明确“服务什么”）、服务流程规范化（明确“如何服务”）、服务质量可量化（明确“服务标准”）和服务监督透明化（明确“如何评估”）。例如，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将8大类22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的服务对象、内容、标准、支出责任、牵头负责单位等予以明确，通过标准化减少服务供给的随意性，保障公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

4.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指对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导致公共利益或公民权益受损的行为，依法追究其责任的制度安排。其核心包括问责主体（人大、司法机关、公众、媒体等多元主体）、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事由（违法行政、失职渎职、决策失误等）、问责程序（调查、认定、处理、救济）和问责结果（警告、记过、免职、引咎辞职等）。我国自2003年“非典”后逐步建立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2024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进一步明确“权责一致、错责相当”原则，推动问责从“事后追责”向“全过程监督”延伸。

二、简答题（每题15分，共60分）

1.简述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分歧，并分析其对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NPM）与新公共服务（NPS）是20世纪后期影响深远的两大公共管理理论，二者的核心分歧体现在价值取向、管理主体和运作逻辑三个层面：

（1）价值取向：新公共管理以“经济、效率、效能”为核心，强调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部门，主张“顾客导向”；新公共服务则以“公共利益、公民权、民主治理”为核心，认为公共服务的对象是“公民”而非“顾客”，更关注公平与参与。

（2）管理主体：新公共管理主张“掌舵而非划桨”，强调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分工，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新公共服务则强调政府是“协调者”和“催化者”，注重多元主体（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

（3）运作逻辑：新公共管理以“结果导向”为核心，通过绩效评估、合同外包等工具提升效率；新公共服务以“过程民主”为核心，主张通过对话、协商等方式让公民参与决策。

对我国的启示：一方面，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工具（如PPP模式、绩效预算）可用于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服务供给中具有实践价值；另一方面，新公共服务的“公民中心”理念契合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需在基层治理（如社区协商、民生项目决策）中强化公民参与，避免“为效率牺牲公平”的倾向。二者的融合可为我国公共管理改革提供“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路径。

2.结合多源流理论，分析政策议程设定的触发机制。

多源流理论由金登提出，将政策议程设定视为“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三条独立源流在“政策之窗”开启时的耦合过程，其触发机制包括：

（1）问题流的识别：问题通过“指标变化”（如失业率上升）、“焦点事件”（如重大公共事件）或“反馈信息”（如公众投诉）被关注。例如，2023年某城市暴雨内涝导致30人伤亡，通过媒体报道和数据统计，“城市内涝防治”被识别为关键问题。

（2）政策流的准备：政策共同体（专家、学者、利益集团）通过“软约束”（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