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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的艺术化发展探析

与世界各地的其他武技一样，中国武术也是以技击实战为主体的技艺，但受中国文化“善于将技术性的东西艺术化”的特点影响，武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艺术化发展的趋向。以“练为看”为价值取向的表演性武术是该趋向的主体，在经历武舞同根同源、套子武术单独勾勒艺术武术形式、击舞项目分离彰显武术套路艺术性的三大阶段后2，逐渐形成以现代竞技武术套路技术为主，包含武术舞台剧、武术影视剧、武术文艺节目表演、竞技武术套路项目等多个形式的独立艺术体系（其中竞技武术套路因体育本质属性，只能算作“准艺术”形式。这类武术在产生初期一直作为中国武术的旁支延续发展，因不具备实战技击价值，常常被鄙夷为“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4的花架子，以至于很少有人去研究它的审美艺术价值。然而，随着时代演进与武术发展重心的转移，此类武术的内在艺术性开始被系统发掘，这促使其逐渐脱离实战对抗的范畴而演化为一种依附于技击性的艺术体系，与技击武术、健康武术并行成为武术发展三大分支之一

一直以来，对于武术的艺术化发展，学界的质疑声和批判声从未中断，不少人执着于武术的原始样态，将武术的价值定位局限于技击对抗，却忽视了武术技术自身的规律特性与时代诉求。一方面，就武术技术自身的规律特性而言，武术套路技术的实战价值微乎其微，与格斗、功法相比，其真正的价值优势在于自身含有的艺术表现特质；另一方面，就时代诉求而言，在当前这个极度空虚的现代社会，人们亟需通过各种途径丰富精神生活，艺术作为一种连接人类情感、唤醒自我意识、确认存在价值的核心方式，是满足人们精神追求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们对艺术的需求将会愈发凸显，这势必会推动武术艺术迎来更大发展空间。因此，对武术艺术化发展不应采取盲目排斥态度，而需以辩证思维引导其良性发展，使其成为当代武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回顾以往研究，学者们对武术艺术化进行探讨，使武术艺术化发展理论体系更加全面、系统。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许多学者对艺术本质认识模糊，对“艺术性”的认知仅停留在外在的形式美上，所以始终未能揭示出武术艺术之本质以及武术艺术中技击性与艺术性的内在联系，从而造成了人们对武术艺术化发展的误解，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武术艺术化的发展进程。不仅如此，在过往的武术研究尤其是在针对“竞技武术套路偏离化发展”相关问题的论述中，许多学者对“艺术化”一词的使用过于随意，常常将当前武术动作“高难化”“绚丽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现象概述为“艺术化”。这种表层技术的美化、抽象化到底能不能算得上是“艺术化”？到底是“体操化”还是“艺术化”？这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明确。有鉴于此，研究以艺术哲学、中国传统美学为基本理论，对武术艺术的形成、武术艺术的本质及审美特征等问题进行探析，并在此基础上从武术艺术创作手段、鉴赏标准、表现形式3个维度构建武术艺术发展体系，以此为推动武术艺术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为其技术主体即武术套路寻求符合时代需求及技术特点的价值定位。

1武术艺术的形成

武术的艺术性是武术的原始属性，并不是步入现代社会才突兀而起的，正如蔡龙云提出的“我国武术从创始到现在，始终是循着‘击’和“舞’两个方面发展的”。其中的“舞”，便是所谓的艺术表演性武术。这类武术目前以武术套路技术为主，并不是攻防技击的基础，也不具备实战价值，而是以“练为看”1为价值取向，一直作为中国武术的旁支延续发展。从上古武术神话中的意象、武舞合一的表意情怀到程式化的武术套路再到多元融合、震撼人心的武术舞台剧，呈现出武术清晰而深远的艺术化发展脉络。

早期的武舞是巫术、武术、舞蹈三者由形式到内容的合一[]，与原始宗教和战争紧密相连，巫术元素的存在使其从萌芽起便带有艺术性基因[1]。古籍提到的“干戚舞”既是军事操练，又带有武力炫耀性质，具有“用武力威逼有苗臣服的意思”，这种武舞的产生表明一种与当时军事活动有关，但又非军事实战的社会活动现象出现了2]。而后经过周代的制礼作乐后，武舞合乐、舞、歌为一体，其军事训练的功能逐渐褪去，成为一种具有“事神祈福”的巫祭性质、能够彰显等级社会秩序的王权统治工具和仪式符号[13]。然而，从艺术的角度讲，这种武舞还不能算作是自为的艺术，而是一种仍然以实用价值为主要目的且具有外在形式美的工艺性质的活动。工艺性质的活动与艺术还有很大的区别，这种活动更注重工艺的精湛程度和对某种既定审美标准的符合程度，以满足人们对物品的实用性和装饰性等方面的需求，而艺术则侧重于对情感、思想、精神的表达，能让人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显然，这里战场搏杀、舞姿雄壮的形象塑造最初是出于日常训练、威慑敌人以及祭祀祈福、象征权力等功利自的，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处于工艺性层面。不过，赋形一旦发生，即同时包含突破实用目的之狭义范围的倾向[1436。

受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影响，尤其在汉唐时期瑰丽多姿的乐舞文化滋养下，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