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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十年改变与成长

2024年6月，有1342万考生踏入高考考场。其中，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广西、贵州和甘肃7个第四批新高考改革试点省份，迎来首批新高考考生。

高考改革事关学生成长、国家选才、社会公平以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教育强国建设，影响重大。如今回头来看，新高考已走过十个年头。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标志着新一轮新高考改革拉开序幕。同年，上海市、浙江省成为首批试点，两地分别出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从当年秋季入学的新高一学生开始实施。截至目前，除西藏和新疆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全部加入新高考改革。

十年来，新高考在不断探索中前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

新高考，“新”在哪里？

2014年，随着《实施意见》的印发，我国开启了自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一轮高考改革。十年来，新高考在“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科学选拔人才”的期许中，稳妥推进。这场改革以取消文理分科、推行综合评价、推动多元衔接为核心，旨在打破传统高考制度的束缚，为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选择空间和发展机会。

取消文理分科，促进多元发展

传统高考体制下，学生选科较为单一。新高考改革取消了文理分科，改为“3+3”或“3+1+2”的选科模式。“3+3”模式指除语文、数学、外语3科外，考生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中自主选择3科作为高考选考科目；“3+1+2”模式则指除语文、数学、外语3科外，学生要在物理、历史中选择l科，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中自主选择2科作为高考选考科目。

在新的选科模式下，学生可依据学校特色和专业要求进行“走班选课”。走班制课程表突破了过去课程表的刻板定位和机械功能，将自主选择和个性发展融入了课程表的编制。这一变化不仅折射了对个体差异和选择权利的考量，更彰显了从“学科本位”到“学生本位”的知识观变化。

这一模式的实施，一方面，有力地打破了文理分科带来知识条块分割化的弊端，实现学生知识结构的融合联通，另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选择空间，体现了“学其所好、考其所长”的改革理念。

实施等级赋分，推行综合评价

新高考规定的选考科目，考试成绩会根据原始成绩按等级进行赋分，这种赋分是根据考生分数排名的百分比，而非卷面分数来计算成绩。等级赋分制的实施旨在较好解决再选科目之间分数不等值、学生选考科目分数不能直接相加参加高校招生录取的问题；保持考生每门学科成绩排名顺序不变，确保成绩转换的公平公正；最大限度保证考生的成绩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满足普通高校人才选拔需要。

此外，为破解“唯分数论”的历史难题，新高考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一是推行分类考试制度，即针对不同类型人才培养目标，分为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两类考试制度，为培养多样化、特色化人才奠定基础。二是设置选考科目，考生可根据自身兴趣和职业发展自主选择科目；选考科目实行一年两考，有效破解“一考定终身”给考生造成的心理压力。三是推行综合素质评价，即强调高校要将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与艺术素养等纳入评价要素。

推动多元衔接，探索贯通式培养模式

传统高考体制下，高中和大学的衔接方式只是分数对接。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关系日益复杂，呈现多元衔接、多方联动的发展态势。从衔接内容看，主要分三方面：一是高中选课与高校选科的衔接，即学生的选课科目要与高校不同专业设置的选考科目限制相一致；二是兴趣特长与未来发展的衔接，即除必修科目外，学生选考科目的选择要依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和未来发展方向，这就要求高中和大学协同为学生提供专业化的长远生涯发展规划指导；三是“选分”与“选人”的衔接，即打破高校仅依据高考分数录取，充分将高中提供的综合素质评价要素纳入高校录取依据。在这一模式的推动下，未来高中和大学的衔接方式将日益多样，通过协同配合来探索有效的贯通式人才培养模式。

在探索中前行

在新高考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乏探索与调整。于今年迎来新高考首考的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广西、贵州、甘肃第四批实施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延续了第三批的“3+1+2”模式。这一模式是在“3+3”模式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的结果。

新高考改革之初，首批和第二批试点省份采用“3+3”选科模式，意在给予学生更多选择权。然而，新高考改革实施初期，却出现了一些出乎政策本意的情况。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3高招调查报告》指出，“新高考改革加强了学生的选择权，却遭遇学生与家长的功利算计，出现了物理选考人数的下降。在改革过程中，浙江省出现了‘弃学物理’现象。”

去年年底，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海峰等发表的《十年新高考改革的试点推进与成效评价》一文中也提到：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