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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毕业生代表在大学毕业典礼上的精彩发言

各位老师、同学、家长，以及屏幕另一端云端参会的家人们：

此刻站在这里，我掌心的汗渍正悄悄洇湿发言稿的边角。这是我第四次摸黑改稿——第一次是为了塞进军训时和隔壁连拉歌的细节，第二次是想起去年冬天在二教走廊背教资时，保洁阿姨递来的热豆浆，第三次是突然记起答辩前夜，导师逐字逐句改论文到凌晨三点发来的批注。现在，当我抬头看见礼堂穹顶的光斑里浮动着我们的毕业照，忽然觉得所有刻意的修辞都不如一句“原来真的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更贴切。

四年前那个抱着行李箱站在校门口的我，绝对想不到“大学”会是这样一幅立体的画卷。记得报道当天，学长举着“新闻2201”的牌子在太阳下站了三小时，我却因为看错学院编号差点跟着计算机系的队伍跑远；第一次早八课，我踩着上课铃冲进教室，发现讲台上的教授正用投影仪放着《新闻采访与写作》的目录，右下角的时间显示7:59:58——后来才知道，他三十年如一日提前两分钟到教室，只为等可能迟到的学生；第一次在图书馆占座，我把保温杯落在了三楼期刊室，第二天去寻时，杯底压着张纸条：“同学，水已经帮你倒掉擦干了，图书馆空调凉，下次带件外套。”字迹歪歪扭扭，后来才知道是常来打扫的退休教职工王奶奶写的。

这些细碎的温暖，在四年里慢慢织成了一张网。大二冬天，我在校园公众号实习，为了拍一组“冬日限定”的照片，凌晨五点扛着相机去拍未名湖的冰面。蹲守时冻得直跺脚，忽然有个穿红羽绒服的姑娘跑过来，往我手里塞了袋烤红薯：“我是新闻系大一的，总看你发的推送，这个给你暖暖手。”那天的照片里，冰面倒映着泛红的天空，红薯的热气模糊了镜头，却成了我大学最珍贵的影像。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现在坐在第三排、即将去西藏支教的小夏——我们因一杯热饮结缘，又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更深的印记。

要说大学教会我最痛彻的事，大概是“失败”原来可以如此具体。大三参加省级新闻评论大赛，我熬了半个月写的稿子在初赛就被淘汰。那天我躲在文科楼后的小花园哭，辅导员张老师路过，没说“你已经很棒了”，而是蹲下来问：“你觉得这篇稿子最想表达什么？”我抽抽搭搭说：“想写外卖骑手的生存困境，可评委说视角太煽情。”她从包里掏出自己本科时的参赛稿，扉页上写着“被退稿17次”，然后说：“我第一次参赛时，稿子被批‘学生腔太重’，后来我跟着外卖骑手跑了半个月，在电动车后座记了三本笔记，再写的时候，评委说‘终于摸到了新闻的温度’。”后来我真的去跑了两周外卖，在暴雨天帮骑手推过陷进泥里的电动车，在凌晨两点听单亲妈妈骑手讲给孩子攒学费的故事。重新写的稿子拿了银奖，颁奖词里写着：“当记者学会用脚丈量土地，文字就有了重量。”

这四年，我们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见过细胞的生长，在琴房的隔音间里听过破音的练习，在体育馆的看台上吼哑过嗓子为篮球队加油，也在疫情封校时，给隔离楼的同学送过装满草莓的保温箱。记得去年封校期间，食堂师傅们住在仓库搭的地铺，每天凌晨四点起来蒸包子；宿管阿姨在群里说“有需要帮忙买药的找我”，结果她的电动车后座成了移动药箱；还有隔壁寝室的阿杰，把自己囤的二十包泡面分给了没抢到物资的同学，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爸爸刚做完手术，家里给他的生活费本就紧张。这些平凡的善意，像暗夜里的星子，让我们在不确定的时刻，依然相信“人间值得”。

此刻坐在台下的，有准备去乡村小学支教的小琳，有拿到顶尖传媒机构offer的阿凯，有选择继续攻读脑科学的学霸圆圆，也有决定回家乡接家族传统工艺坊的阿玉。我们的去向如此不同，但昨天聚餐时，大家说得最多的却是：“你还记不记得……”记得实训课上，我们为了一条新闻导语争论到食堂关门；记得考研教室里，陌生人之间会默默留着占座的便签纸；记得毕业旅行去草原，半夜裹着军大衣看银河，小陈笑着说“原来课本里的‘星汉灿烂’是这种感觉”。这些碎片拼起来，就是我们的青春——不是完美无缺的纪录片，而是带着噪点的vlog，却因为真实而格外动人。

要感谢的人太多，多到不知从何说起。想对辅导员李老师说：您手机24小时为我们开机，凌晨三点回复过我的焦虑，毕业前帮我改了12版简历；想对教我们《新闻采访》的张教授说：您总说“记者的笔要热，心要静”，上次在胡同里偶遇您带着学生做口述史，您蹲在老墙根儿和退休工人聊天的背影，就是最好的“课程思政”；想对室友们说：谢谢你们容忍我凌晨敲键盘的声音，在我发烧时煮的白粥，还有藏在我抽屉里的“考前必过”小纸条——这些，比任何毕业礼物都珍贵。

更想对坐在台下的父母说：你们总说“不用牵挂，我们很好”，可我知道，妈妈会偷偷翻我朋友圈的每一条动态，爸爸会在家庭群里转发“毕业生求职注意事项”却假装“随便看看”。去年实习租房时，我嫌市区太贵选了郊区，你们连夜坐高铁来帮我搬家，爸爸扛着床垫爬六楼时喘得厉害，却笑着说“老头子还能再扛十年”。今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