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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国际法规范研究

引言

当算法开始主导战场决策，当自主武器系统逐渐突破“人类在环”的控制边界，人工智能（AI）与军事领域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战争形态。从无人侦察机到可自主识别目标的导弹防御系统，从战场态势预测模型到基于机器学习的指挥决策辅助工具，AI技术已渗透至军事活动的全链条。在此背景下，全球主要军事大国围绕AI军事应用的研发投入持续攀升，一场以“技术代差”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悄然展开。这种竞赛不仅可能加剧国际安全领域的“技术焦虑”，更对现有的国际法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传统战争法如何应对“无人类直接控制”的武器系统？军控条约能否约束快速迭代的AI技术？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平衡技术发展与人类安全的底线？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构成了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国际法规范研究的核心命题。

一、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发展态势与核心特征

（一）AI军事应用的技术渗透与场景拓展

当前，AI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从单一功能的辅助工具向多维度、全流程的作战体系延伸。在情报侦察环节，基于深度学习的图像识别技术可快速分析卫星、无人机拍摄的海量战场数据，识别隐藏的军事设施或人员；在指挥决策层面，AI系统通过模拟推演战场态势，为指挥官提供行动方案建议，甚至在部分低烈度冲突中承担有限的自主决策任务；在武器平台领域，从具备自主避障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到可自主选择打击目标的“蜂群”无人机，AI正推动武器系统从“遥控操作”向“有限自主”“完全自主”演进。以某军事大国公开的研发计划为例，其提出的“马赛克战”概念即以AI为核心，通过高度分散的智能节点构建弹性作战网络，这种技术路径进一步强化了各国对AI军事优势的争夺。

（二）军备竞赛的驱动逻辑与典型特征

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爆发，本质上是技术赋能与安全困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AI技术的“赋能效应”显著——通过提升情报分析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人员伤亡风险，掌握AI军事优势的国家可能获得非对称战略威慑能力；另一方面，国际安全领域的“技术不确定性”加剧了“先发制人”的冲动——由于AI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传统武器研发周期（通常以月甚至周为单位更新算法），任何国家若在研发中落后，可能面临“代差性劣势”，这种焦虑推动各国加速投入，形成“你追我赶”的竞赛格局。

相较于传统军备竞赛，AI军备竞赛呈现出三大特征：其一，技术门槛的“双向性”——AI技术具有军民两用属性，民用领域的算法突破（如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可快速转化为军事应用，这使得竞赛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还涉及科技企业、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其二，战略威慑的“模糊性”——传统核威慑依赖“相互确保摧毁”的明确性，而AI军事系统的决策逻辑（如机器学习模型的“黑箱”特性）可能导致误判风险升高；其三，规则约束的“滞后性”——现有国际法多基于“人类控制武器”的假设构建，难以直接适用于“自主决策”的AI系统，规则真空进一步放大了竞赛的无序性。

二、现有国际法对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的规范框架与局限性

（一）传统战争法的适用边界与挑战

战争法（又称国际人道法）是规范武装冲突的核心法律体系，其核心原则包括“区分原则”（区分军事目标与平民）、“比例原则”（攻击造成的伤害与军事利益成比例）和“禁止不必要伤害原则”。这些原则能否适用于AI军备竞赛，关键在于AI系统是否具备“判断能力”与“责任归属”。

从“区分原则”看，传统战争法要求攻击方“尽可能区分军事目标与平民”，这需要对目标性质、环境因素等进行综合判断。AI系统虽可通过图像识别、数据关联等技术提高识别准确率，但在复杂场景（如平民与战斗人员混杂的城市战）中，其误判风险仍难以消除。例如，曾有实验显示，某款用于目标识别的AI模型在雾天环境下将民用车辆误判为军事装备的概率高达37%。这种技术局限性可能导致AI武器违反“区分原则”，但问题在于：当AI系统因算法缺陷造成平民伤亡时，责任应归咎于开发者、使用者还是武器系统本身？传统战争法中“行为主体是人”的假设在此面临根本挑战。

（二）军控条约体系的覆盖盲区与执行困境

国际军控条约是约束军备竞赛的重要工具，其中与AI相关的主要是《特定常规武器公约》（CCW）及其附加议定书。CCW的核心目标是禁止或限制“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武器，其下设的政府专家组（GGE）自2014年起持续讨论“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的规范问题。然而，现有条约体系对AI军备的约束存在明显不足。

首先，法律定义的模糊性。CCW框架下对“自主武器系统”的定义仍存在争议——是否要求武器系统“独立选择目标并实施攻击”？“人类在环”（Human-in-the-loop，即人类保留最终决策权）与“人类在环外”（Human-on-the-loop，即人类仅监督）的系统是否应区别对待？定义不清导致谈判进展缓慢，截至目前，GGE尚未就LAWS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