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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宏观作业题库及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题5分，共25分）

1.失去的三十年（失われた三十年）：指日本自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至2020年代初期长期陷入的低增长、低通胀、高债务经济困境。这一时期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不足1%，资产价格（土地、股市）较峰值下跌超50%，金融系统坏账堆积，企业投资意愿低迷，被视为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后的“长期停滞”阶段。

2.安倍经济学（アベノミクス）：2012年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组合，核心为“三支箭”：第一支箭是超宽松货币政策（如量化质化宽松QQE）；第二支箭是灵活财政政策（如大规模公共投资）；第三支箭是结构性改革（如劳动力市场改革、放松规制）。其目标是摆脱通缩、提升通胀率至2%、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3.量化质化宽松（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MonetaryEasing，QQE）：日本央行2013年推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扩大基础货币量（量化）和购买长期国债、ETF等风险资产（质化），降低长期利率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2016年进一步引入“收益率曲线控制（YCC）”，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维持在0%附近，强化对利率的直接调控。

4.少子高龄化（少子高齢化）：日本特有的人口结构问题，表现为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2022年为1.3）、65岁以上人口占比持续上升（2023年达29.1%）。这一趋势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社会保障支出（养老、医疗）激增，对经济潜在增长率、财政可持续性及消费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5.综合商社（総合商社）：日本特有的跨行业贸易企业形态，以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为代表，业务涵盖资源开发、商品贸易、金融投资、产业服务等全链条。综合商社通过全球网络整合资源，在日本战后经济复兴、海外资源获取及产业扩张中发挥“产业组织者”作用，是日本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载体。

二、简答题（每题10分，共40分）

1.简述日本战后经济增长模式的三次转型及其核心驱动因素。

答：日本战后经济增长模式经历三次转型：（1）1950-1973年高速增长期：以重化工业（钢铁、汽车、机械）为核心，驱动因素为美国技术转移、朝鲜战争特需、低工资劳动力及政府产业政策（如《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2）1974-1990年稳定增长期：转向技术创新与出口导向（半导体、电子、精密仪器），驱动因素为石油危机后节能技术突破、日元升值倒逼产业升级、企业“精益生产”提升国际竞争力；（3）1991年后长期停滞期：转向服务经济与海外收益依赖，驱动因素为国内需求萎缩、企业“空心化”（海外直接投资扩大）、老龄化抑制消费与投资。

2.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2016年）的背景、内容及主要效果。

答：背景：2013年QQE未能实现2%通胀目标，2015年核心CPI再度转负；经济面临通缩预期固化、企业投资疲软、日元升值压力（2015年美元兑日元跌至110）。内容：对金融机构存放在央行的部分超额准备金实施-0.1%利率，旨在降低银行间市场利率，推动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效果：短期压低了长期国债收益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降至-0.3%），抑制日元过度升值（2016年日元兑美元从100回升至115）；但未能有效刺激企业贷款（2016-2019年企业设备投资年均增速仅1.2%），家庭消费因实际收入增长停滞（2016-2019年实际工资年均增长-0.2%）未显著改善，通胀率仍长期低于1%。

3.日本财政政策“债务依赖”的形成机制及主要风险。

答：形成机制：（1）经济停滞导致税收增长乏力（2022年税收占GDP比重仅18.2%，低于OECD国家24.8%的平均水平）；（2）老龄化推动社会保障支出扩张（2023年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预算34.3%，较1990年提升15个百分点）；（3）为应对经济下行，政府持续实施财政刺激（如1990年代“公共事业特需”、2020年新冠疫情下的三次紧急经济对策）。主要风险：（1）政府债务率高企（2023年达263%，为发达国家最高），利息支出占财政预算比重超10%，挤压其他政策空间；（2）市场对日元资产信心波动可能引发国债收益率飙升（如2022年YCC调整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0.5%）；（3）代际负担失衡（年轻世代需承担更高税收以支付养老支出），抑制消费与生育意愿。

4.少子高龄化对日本宏观经济的系统性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1）劳动力供给减少：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1995年8690万降至2023年7450万，企业面临“用工荒”（2023年有效求人倍率1.35），迫使企业提高自动化水平或扩大海外生产；（2）消费结构变化：老年群体消费集中于医疗、护理，年轻群体消费倾向降低（202